浅谈合伙企业的内外联系

王胜宇 崔文茂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合伙企业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详实阐述，使我们对合伙企业的内外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并且找出了在处理合伙企业的内外关系上的几个难点问题，从而在合伙企业的发展上提出了自己的一点建议。

关键词：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合伙企业的外部联系；抵销权；代位权；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作为一种经营方式起源于家族经营，早在一千多年前的罗马法就已对合伙作出了规定，与其他企业形式相比起来，合伙企业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人合性，人合性表现在合伙企业上就是合伙人是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并共担风险的，对于合伙企业我国现行《合伙企业法》第二条对其性质是这样定性的，合伙企业是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分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营利性组织”，也就是说这里所说合伙企业是不具有法人性质的。合伙企业较其他经济类型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人合性，合伙人之间有着比公司股东更为紧密的人际关系，合伙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合伙企业存在的基础。“合同即法律”在合伙企业中表现的最为突出，基于合伙企业的这一显著特征，使调整合伙企业的强制性规范较少，从而也使合伙企业案件特别是涉及合伙企业内外联系方面的案件在实际审判中存在一定的难度，笔者在这里仅从最能反映合伙企业的特征的合伙企业的内外联系上发表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 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
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是指合伙企业与各合伙人之间及各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是合伙企业人合性的内部体现。
（一）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出资义务。
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人企业在设立时，合伙人应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出资的期限履行出资义务，合伙企业成立后，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依合伙协议或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增加对合伙企业的出资，用于扩大经营规模或弥补亏损。
（二）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财产享有共同支配权
合伙企业在其存续期间，合伙企业的财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全体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财产共同享有支配权，而不以出资额的比例为限，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对合伙的经营上，也延伸到对合伙财产的处分上，即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份额时，须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资的，须经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
（三）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经营活动共担损益。
合伙企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全体合伙企业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对于这种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是合伙企业与其他股份性质的经济实体在性质上的最大区别，合伙人在合伙协议中确定合伙人就合伙企业的利润和亏损分担方法时通常可作任意性约定，一般合的任意约定也有一个限度，即合伙人之间不能约定将全部利润或亏损归于某一人或某一部分合伙人，否则便被视为无效约定，情况下，是按各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分享利润和分担亏损，当然，合伙人之间亦可约定平均分配和分担，但是对这种人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受法律保护。
（四）合伙人对合伙企业事务享有共同决策力。
合伙企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合伙人共同经营，合伙人共同经营首先便意味着全体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事务享有共同决策权。所谓合伙企业共同事务的共同决策权，是指每一个合伙人均能参与合伙企业事务包括重大事务如经营方针
（五）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
合伙企业由全体合伙人共同经营的特征不仅表明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共同的决策权，还意味着合伙、经营内容等的决策，并行使充分的民主权利。人都有权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所谓合伙企业事务，是指为了实现合伙企业的目的而进行的企业活动，它不仅包括合伙企业对外的法律事务，如签订合同，也包括了合伙企业的内部实际事务，如组织生产，财务管理等。《合伙企业法》第25条规定：“各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也可以由合伙协议约定，或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1名或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为了明确合伙企业及全体合伙人的合法权益，《合伙企业法》对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以及不参与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的有关监督权利作了如下规定。
1、有一名或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应当依照约定向其他不参与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2、不参加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并有权检查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情况。
3、被委托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不按照合伙协议或全体合伙人的决定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其他合伙人可以决定撤销该项委托。
4、合伙协议约定或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合伙人分别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时，合伙人可以对其他合伙人执行的事务提出异议，提出异议时，应暂停该项事务的执行，如发生争议，可由全体合伙人共同决定。
（六）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负有竞业禁止和交易限制义务。
因合伙企业的财产在具有独立性的，同时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又具有财产权利，为了保证合伙企业业务的正常开展，《合伙企业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作出了相应的限制性规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同他人经营与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为了维护全体合伙人的共同利益，该法在第30条第2款又出了如下的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或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外，合伙人不得同合伙企业进行交易”的限制性规定。

二、合伙企业的外部联系

合伙企业的外部联系主要体现在合伙企业与第三人的关系上，因合伙企业不具法人性质且具有人合性质，其外部关系较公司企业的外部关系有很大的差异。
（一）合伙企业债务的清偿
合伙企业的债务是指合伙企业在其存续期间以自己的名义对他人所负的债务。合伙人的个人债务是指合伙人以自己的名义对他人所负的债务，因为合伙企业系负连带无限清偿责任的非法人企业，在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合伙债务时，全体合伙人均负有无限清偿责任，同时又因合伙企业具人合性质，其内部财产界定具有非强制性，因此在合伙债务及个别合伙人个人债务的清偿上有一定的难度，在通常理论上，合伙财产是有独立性和稳定性，对合伙债务的清偿应由合伙企业先以合伙财产先行清偿，其财产不足清偿部分才能进一步执行合伙人的财产，但这个程序笔者认为应引入破产的经验，先由全体合伙人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而合伙人的各债务的当事人应是合伙人与债权人，与合伙企业事无关。正是基于二者的上述区别，要求合伙企业在清偿其债务及合伙人个人在清偿其个人债务时，应将二者严格区分《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人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以合伙企业财产清偿合伙企业债务时，其不足的部分，由各合伙人按照法律规定或约定的比例，用其在合伙企业出资以外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由于承担连带责任，所清偿数额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数额时，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合伙企业中某一合伙人的债权人，不得以该债权抵销其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不得代位行使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权利，当合伙人个人财产不足清偿其个人所负债务的，该合伙人只能以其从合伙企业中分取的收益来清偿，但如果合伙人的债务人想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用于清偿，但此时债权人必须依法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合伙人，而不能竟行主张。
（二）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
《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这从法理上讲应是表见代理制度在合伙企业内外联系上的体现。
三、在处理合伙企业内外关系上的几个难点问题
（一）合伙人的债权人对合伙企业是否可以主张抵销权。
合伙人的债权人可能在对合伙人享有债权的同时又对合伙企业负有债务，因合伙人个人在合伙企业中享有财产权利，二者是否可以相互抵销呢，笔都认为是不可以的，原因在于合伙人的债权人对合伙企业负有债务，他是合伙企业的债权人，该笔债权系合伙企业的财产，由全体合伙人共同享有，而不是针对个别合伙人，因合伙财产具有独立性即合伙的债权应由合伙人共同享有，如果与合伙人的个人债务相抵销，必然侵犯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不利于合伙企业的发展。但并不是合伙的债权合伙人的债权人就不可主张，他可依诉讼程序主张合伙中的债权。
（二）合伙人的债权人是否可对合伙债权主张代位权
代位权指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的权利的权利。当债务人享有对第三人的权利而又怠于行使时，致使其财产应能增加而未增加，危害债权实现时，债权人可代位行使属于债务人的权利，以增加债务人的财产，从而使债权得以实现，在合伙的内外关系方面体现的问题是合伙的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可否对合伙的相关权利主张代位权，笔都认为合伙的债权人可代位行使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收益和财产份额，但对于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其他财产权利或非财产权利，因与合伙人的地位密切联系，具有专属性，不得代位行使。原因在于如果允许合伙人的债权人行使，必将侵犯合伙企业及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如果允许合伙人的债权人随意插手合伙企业的事物，势必影响合伙企业的稳定和合伙人的关系。如德国、英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有禁止合伙人的债权人扣押合伙企业财产的规定。但为了保护合伙债权人的利益，我国《合伙企业法》第43条1款作了变通性规定即“合伙人个人财产不足清偿其个人债务时，债权人只能依法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用于清偿。”也就是说合伙人债权人必须以诉为之，必须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程序进行，债权人不得自行接管债务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同时在强制执行个别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时，其他合伙人有优先受让的权利，这样就在保护合伙企业和其他合伙人利益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合伙人债权人的利益。
（三）合伙人之间的债务追偿
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债务的情况下，超出了按份之债的部分，可以向其他应承担责任的合伙人追偿，追偿的条件是1、合伙人承担合伙企业债务的数额已超过其应承担责任的按份之债；2、应向承担合伙企业债务不足其按份之债的合伙人追偿；3、向某一合伙人追偿的债务不得超过其应承担的份额。这方面的规定合伙企业人和性的补充。
四、对合伙企业内外关系方面立法的一点建议

　　现行合伙企业的立法要求是合伙人均应是自然人组成的无限合伙，这里的有限有两层含义，首先参加的合伙人是负无限责任的自然人，之后才是合伙企业自身亦是负无限连带责任的企业，这种双重制约的企业形式十分有利于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但却不利于合伙企业的发展，合伙企业这种不协调的内外关系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笔者才认为在规范合伙企业的法律中应补充合伙企业的形式，即将合伙企业由一种类型丰富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两种类型。
　　关于“有限合伙企业”可以有两种合伙人，一种是承担连带无限责任，一种是承担有限责任。这种类型的合伙企业既有合伙企业的优点又有公司企业的优点，从而更能充分满足很多投资不同的投资需求，满足有些投资都在合伙企业中限制投资风险的需要，关于“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则特别适用专业服务机构，比如律师事务所，投资咨询机构，会计师事务所，这个企业形式的好处便在于合伙企业中对于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合伙人由其来承担无限责任，而对于其他合伙人则承担有限责任，这种企业形式可以有保障第三人权益的同时，给合伙人更多，更直接的权利去参与管理。
　　总之笔者认为，对合伙企业类型的充实，加入有限合伙企业类型将最大限度的调节合伙企业的内外法律关系，进一步减少合伙企业的矛盾和冲突，促进合伙企业的健康发展。

犯罪构成事实研究

郭锐林 武汉大学法学院 430072


内容提要：现代犯罪构成理论是在行为事实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是，对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的犯罪构成事实却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而在理论上与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事实和犯罪事实甚至和犯罪构成本身混淆在一起。本文试图划清犯罪构成事实的界限，以及讨论它在犯罪构成乃至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赞成犯罪构成事实是刑事责任的根据的观点，同时提出犯罪构成事实是定罪量刑之间逻辑关系的客观物质基础，对刑事司法裁量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刑法保护和保障两个机能的统合点。认为在刑事司法裁量中只有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清楚，才能保证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关键词：犯罪构成事实 犯罪构成 定罪 量刑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核心理论，而犯罪构成这一概念也是犯罪构成理论的核心概念。按照我国刑法理论上的通说，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对这一定义的说明，学者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不同。［1］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沿袭前苏联刑法学的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是决定犯罪成立与否的唯一标准。这大大不同于西方大陆法国家刑法理论中的构成要件论。与犯罪构成概念相关的还有犯罪构成事实犯罪构成要件、以及构成要件要素等概念。它们分别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对于同属于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犯罪构成事实的研究却是不够的，或者说犯罪构成事实的意义以及其在刑法理论中的地位似乎为学者们所重视。在学说上，又常常把犯罪构成事实和犯罪构成混淆，把犯罪构成认为是刑事责任折唯一的根据，以及判断犯罪形态的标准。传统的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的权威理论，影响着刑法理论以及司法实践。针对以上的情况，笔者拟从犯罪构成事实这一概念的分析展开，对犯罪构成事实的含义、作用以及进其与定罪量刑的关系行讨论，以期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犯罪构成事实的界定
犯罪构成事实，有的学者认为，是指一种客观的存在，是以行为为核心的现实状态的综合，其中必然存在同犯罪构成要件相互对应的评价因素。［2］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犯罪构成事实与犯罪构成要件不同，前者，系事实关系，后者，系法律关系。［3］犯罪构成事实既然作为一种事实，那么必然具有客观性，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犯罪存在的客观性，是刑法禁止的客观性基础。犯罪行为的客观标准只能是行为在客观上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刑法的禁止评价只是确定对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的侵害所造成的实际社会危害。［4］犯罪构成事实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与犯罪有密切的联系。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上，犯罪是行为，从实质意义上说，犯罪是侵害、威胁法益的行为，从形式上说，犯罪是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行为。所以犯罪概念的基础首先是行为。［5］而我国刑法学者认为，危害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核心要件，其他方面的构成要件都是说明危害行为的具体性质和严重危害程度的，所以，没有危害行为也就没有犯罪。［6］现代刑法理论以行为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行为概念是刑法学上的核心，无行为即无犯罪，也就无刑事责任。犯罪构成事实是以行为为中心的，是行为构成犯罪后客观存在的表现，对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意义。
犯罪构成事实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刑法学者并没有太多的论述。而且对犯罪构成事实本体的研究也不多见。笔者认为，犯罪构成事实和犯罪构成要件的作用都是很明显的，而且也应该重视犯罪构成事实的研究。犯罪构成事实也由四个部分构成，对应着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7］。犯罪构成事实包括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犯罪构成事实中的犯罪主体，是指其行为构成犯罪的行为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有的学者认为，在犯罪构成要件中，犯罪主体实际上包含着两种含义：一是犯罪的资格主体，一是犯罪的现实主体。犯罪的资格主体属性表明了一种主体犯罪的可能性，犯罪的现实主体属性表明了一种主体犯罪的现实性。［8］我认为，犯罪主体只能是犯罪构成事实中的概念，而所谓犯罪的现实主体即是行为被认定为犯罪之后，受刑法评价的行为主体。而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只能以行为主体来表明这种主体的资格，因为犯罪构成要件是决定成立犯罪的标准，行为在被确定为犯罪之前，不能先以犯罪主体来说明行为人，所以，犯罪构成事实中，犯罪主体是指实施了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的单位或个人。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事实中重要的构成部分，是指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为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按传统的观点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这里的客体，应该包括作为抽象的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生活利益，也包括具体的犯罪对象的内容。虽然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存在着客体是否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争议，但在犯罪构成事实中，由于每一个犯罪必然是对客体的侵害，也就是说每一个犯罪，必然有一个客体作为它的承载，故其行为事实中也应包括有犯罪的客体，否则，犯罪构成事实本身就不完整。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的犯罪的心理状态，即包括故意和过失，同时，在犯罪构成事实中，行为人的动机、目的等心理状态，也是重要的内容。不能因为犯罪动机或目的不是一切犯罪所必须的构成要件而否认其也是犯罪构成事实的内容。由于动机或目的，对于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量定有很大的影响，故在研究犯罪构成事实时，不能将动机或目的排除在犯罪构成事实的范围之外。犯罪的主观方面是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具有主观的性质，但相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却是一种行为的事实，而且这种主观的心理状态，存在于一切的犯罪之中，所以，也是犯罪构成事实的一部分。犯罪的客观方面，即行为表现出来的各种事实的状态，包括行为、行为的方式、手段、危害结果（包括危险状态和实害结果）和与行为紧密相关的时间、地点等因素。犯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实施和产生结果的，而且必然表现出有联系的一系列的事实，否则只是停留在行为心中的一种犯罪意识。这些构成了犯罪构成事实的客观方面。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有其一定的事实内容。首先，犯罪是由个人或单位所实施的，基于主体的心理状态，对社会生活利益的一种侵害或威胁的作用，以一定的行为事实表现出来。这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就是犯罪构成事实。犯罪构成事实不仅仅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那部分行为事实，还包括其它的非构成要件要求的行为事实，这些事实对犯罪的形态以及量刑是有极大的意义的。如一般的单独的犯罪，并没有要求是共同犯罪，如果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犯罪主体，这些则是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犯罪构成事实。再如在构成要件之外的加重情节或减轻情节，也不在犯罪构成要件之中，但由于对定罪和量刑具有影响，所以也是构成事实。犯罪构成事实也不同于犯罪事实，犯罪事实是指犯罪的一切行为事实，其中包括对定罪量刑没有意义的行为事实，如被害人的一些特征、犯罪的工具等，都可能对定罪量刑没有现实意义，而应被排除在犯罪构成事实之外。犯罪构成事实、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事实和犯罪事实之间的关系是：犯罪构成事实包括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事实，但包括在犯罪事实之内。
犯罪构成事实既然是行为成立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具有量刑意义的行为事实，它在犯罪构成中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则应该考虑。从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上看，犯罪构成的理论，是从行为事实中发展起来的。中世纪意大利宗教裁判上的概念拉丁语Corpus delicti，是构成要件一词的来源。而在此之前，据德国学者的研究，在中世纪意大利的纠问程序中使用的Constare delicti，意思是犯罪的确证。在一般纠问过程中，首先必须调查是否有犯罪存在，在得到存在犯罪的确证之后，方可对特定嫌疑人进行特殊纠问。到1581年，意大利刑法学者Farinacius提出Corpus delicti一词用以表示已被证明的犯罪事实。1796年德国学者Klein最早将Corpus delicti译成德语Tatbestand，仍是诉讼法上的概念，直到费尔巴哈，Tatbestand才明确地被当作实体刑法上的概念来使用。日本学者则将Tatbestand译成构成要件，在前苏联，则由犯罪构成一词来表示构成要件，而且在内涵上也是不同的。［9］台湾学者林山田指出，在早期刑法学中，所谓“构成要件”，含义相当广泛，系指构成刑罚之法律效果之一切“法律条件”。换言之，也即指法律所规范之构成犯罪之一切要件，包括犯罪构成事实、违法性与罪责等问题。但后来又结束这种见解，乃采狭义的构成要件，仅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个不同犯罪类型的构成事实。［10］不管论者对犯罪构成事实的理解怎样，也不管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上的构成要件不同于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犯罪构成，但行为事实却是刑法理论所应着重关注的，而在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却没有找到应有其地位和意义的犯罪构成事实。而从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犯罪构成事实（被确证的犯罪事实）是现代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的一个基础。中世纪意大利纠问程序中的Corpus delicti的概念，是指在一般纠问程序中所应确证的犯罪事实，它意味着舍弃了与行为人联系后的一种外部的客观实在。［11］这时这种客观实在并不称为犯罪构成，因为其中没有包括行为人主观方面的事实状态，即在犯罪主体方面以及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欠缺的，而只是纯客观的，外在的行为事实。
犯罪构成事实，依据一定的标准，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种类。犯罪构成事实有基本的构成事实和修正的构成事实。前者，是指由刑法分则性条文规定的标准的犯罪构成要件被行为实现后出现的犯罪构成事实，而后者，则是相对于标准的构成事实的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犯罪既遂、［12］以及结果加重犯的行为事实。由于犯罪构成事实在实际中是千差万别的，而刑法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犯罪形态都规定在法典中，所以，依据常发性的行为状态，将其规定为标准形态，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定罪量刑的一个基点。针对千差万别的犯罪现象，刑法相对于标准的形态而言，将有异于标准形态的犯罪构成事实，规定了减轻或加重的刑罚，从而使刑法分则成为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在犯罪构成上，可以分为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基本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就某一犯罪的单独犯的既遂形态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在日本刑法学中，基本的犯罪构成指例如像“杀人的”那样，预定以单独的行为人完全实现犯罪形式，不需要其他补充的自足形式规定的构成要件。［13］而修正的犯罪构成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前提，适应犯罪行为的各种不同犯罪形态，而对基本的犯罪构成加以某些修改变更的犯罪构成。犯罪构成事实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后呈现出来的犯罪的行为事实状态，所以，仅仅完成了基本犯罪构成的行为，它的犯罪构成事实可以称为基本的构成事实，而不足或超过基本犯罪构成的则是符合修正的犯罪构成的修正的构成事实。虽然具体的犯罪有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但每一种犯罪都可能有基本的犯罪构成。而在现实的犯罪现象中，犯罪构成事实有的是既遂的单独犯的犯罪事实，有的则是未遂的、中止的、预备的或者结果加重的以及共同犯罪的行为事实，这样对犯罪构成事实的区分，可以较清楚地认识犯罪的完成或未完成、单独或共同的形态。因为在行为事实上，犯罪构成事实是不相同的，犯罪既遂状态之下的犯罪构成事实一般要求有危害结果的发生的。除这种划分外，犯罪构成事实还可以依照犯罪构成的其它分类再进行划分，如有的学者分犯罪构成为独立的犯罪构成与派生的犯罪构成，所谓独立的犯罪构成，又称普通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对具有通常社会危害程度的行为所规定的犯罪构成，所谓派生的犯罪构成，是指以独立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具有较重或较轻的社会危害程度而从独立的犯罪构成衍生出来的犯罪构成，如加重的犯罪构成和减轻的犯罪构成。［14］依此犯罪构成事实也可分为独立的犯罪构成事实和派生的犯罪构成事实，前者，是行为事实状态表现出通常社会危害程度，而后者，则是由于具有一定的减轻或加重的行为事实，而表现出较轻或较重的社会危害性，如强奸罪，独立的犯罪构成事实仅仅具有普通的一般的社会危害程度，而加重的，则可以因为行为人具有其他的行为事实如手段残忍、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等情形。
以上的两种分类，都与相应的刑事责任相关，如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则直接按刑法条文的规定量刑，而修正的犯罪构成事实，则依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刑法分则的规定处罚。在第二个分类中，独立的犯罪构成事实，则依其通常的社会危害性，依刑法量刑，派生的构成事实，则由其有减轻或加重的构成事实，而在通常的刑事责任的基础上减轻或加重处罚。这两种分类有其交叉的地方，因为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可能是独立的犯罪构成事实也可能是派生的犯罪构成事实，如故意杀人罪，可以在通常的社会危害程度中的既遂，但也可以是因杀人的手段残忍或其它加重情节而加重处罚的既遂。犯罪构成事实是对量刑有极大的影响，也可以把修正的犯罪构成事实看成是相对于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的修正而也表现出量刑的轻重，但是这种分类在性质上是有必要的，因为，犯罪构成事实不单单影响量刑，而且也决定了犯罪的形态，也影响了定什么罪（什么样的犯罪形态）上。虽然最终都是体现在刑事责任的轻重上，但实质上还是应该严格区分的，前一种分类主要从犯单个罪的在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纵的方面上和主体上来划分的，而后一分类则是以犯罪构成事实在横的方面上的划分。也可以说，这样的分类并非是绝对的。笔者认为，可以把共同犯罪形态的犯罪构成作为一种派生的犯罪构成，而其犯罪构成事实也可划为派生的构成事实，从而单纯地从纵面上和横面来划分犯罪的构成和构成事实。
总之，犯罪构成事实是行为的扩展，这一扩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是调和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观点。主观主义认为犯罪行为是犯罪人危险人格或性格的体现，应处罚的是行为人。而客观主义则重视客观存在的行为，认为行为才是处罚的对象。犯罪构成事实把行为和行为人联系在一起，即有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又有行为人的客观方面，两者统一在构成事实之中。其次，仍保持着行为概念的重要机能，而且使理论上的逻辑关系得以实践于客观存在。按西方刑法学者的观点，行为具有实质机能，即无行为即无犯罪，行为是一个逻辑起点。刑法学者W·Maihofer归纳了行为概念的三点基本机能，一是作为基本要素的机能，即行为可以毫无例外地包含刑法上重要的、所有的人格态度；二是作为结合要素的机能，即在构成犯罪论体系时，将违法的、有责的、可罚的这些无价值判断结合起来；三是作为界限要素的机能，即在刑法上并不重要的举动由于不认为是行为，排除在刑法的考察范围之外。[15]犯罪构成事实这一概念，在无行为无犯罪的逻辑起点上，也体现了以上的三种机能，同时，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把定罪与量刑的逻辑关系与作为实践之中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联结在一起。

二、罪构成事实的相关关系
犯罪构成事实是犯罪行为的事实状态，包括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犯罪构成事实和犯罪构成具有紧密的联系。犯罪构成是犯罪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体，而且犯罪构成也表现为一种行为事实特征的类型，实际上是从诸多犯罪事实中综合概括而成的。但是，犯罪构成事实和犯罪构成存在很大的差异，犯罪构成事实是行为构成犯罪后所表现出来的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行为事实，而犯罪构成则是决定行为成立犯罪与否的标准，两者所属的范畴不同。现代刑法学上犯罪构成理论可以说是在犯罪构成事实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近代的刑法发展，罪刑法定主义的提出是这种由构成事实发展出犯罪构成这一标准的契机。犯罪构成事实本来具有诉讼法上的意义，费尔巴哈从来没有将Tatbestand视为犯罪成立或犯罪成立的要件。……实体法中的Tatbestand仅仅指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或犯罪事实而已。［16］随着刑事实体法的发展，犯罪构成事实应该随着犯罪构成理论的前进而前进，也应该在实体法上重视构成事实的研究。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是决定行为构成犯罪与否的唯一标准，同时，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基础，也是决定犯罪形态的标准。这样，犯罪构成的作为一种标准的意义被扩大，造成了对犯罪理解的一些不必要的混乱。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刑事责任的根据并不是犯罪构成这一法定的抽象的犯罪行为的类型本身，而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这一具体的法律事实。［17］这种主张强调了犯罪构成是行为的类型而不是作为行为事实本身，也强调行为事实必须符合犯罪构成才能成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正是笔者所主张的。但仍有学者主张，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刑罚适用的前提。［18］还有的学者主张，由于犯罪构成是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因此，犯罪构成不仅决定着刑事责任的质（有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刑事责任的量（大小）。不过，行为人的行为是具备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对于解决刑事责任的大小来说，只是主要依据，而不是唯一依据。［19］这种观点把犯罪构成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是错误的，尽管该论者认为犯罪构成不是刑事责任唯一的根据。关于刑事责任的根据，有人指出，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多侧面的、多层次的，其中既有深层次的统治阶级受其物质生活条件支配而形成的刑事政策根据，有哲学基础上的理论根据，也有直接引起和产生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根据。就刑事责任产生和存在的法律根据和事实根据而言，则是法律规定的，而为某一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的犯罪构成事实。［20］我们讨论的是作为直接引起和产生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根据，上述论者所言的犯罪构成事实的含义仍没有脱离犯罪构成而获得独立，与本文的提出的犯罪构成事实的含义不大相同，但是，已经明显的可以看到，这种观点不是把犯罪构成本身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的。这里的刑事责任的根据，是指引起刑事责任、决定刑事责任量定的根据。我们知道，犯罪是刑事责任的基础，没有犯罪就没有刑事责任，但是，犯罪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法律概念，而是在现实中有活生生的行为事实的一种现象，必须以一定的客观事实作为它的承载体，而决定刑事责任的量定的根据，除了犯罪构成事实之外，没有其他可以承担这个重任的，不可能在行为事实之外寻找量定刑罚的根据。笔者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就是犯罪构成事实。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这个规定所谓的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正是犯罪构成事实的表现出来的。在犯罪事实中，对定罪量刑没有意义的客观事实自然不能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如犯罪主体的性别在一般的犯罪中是没有意义的。而犯罪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只能包括含在犯罪构成事实之中。有的学者认为，作为我国刑法的量刑原则之一的刑罚个别化原则，是刑事责任相适应的原则的派生原则，指审判机关在量刑时，应当根据犯罪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在相应的法定刑范围内或以该法定刑为基础，判处适当的刑罚或刑期。［21］笔者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犯罪构成事实本身，才能坚持刑事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和刑罚个别化的原则。犯罪构成是一种行为的类型或行为特征的存在，本身无法区别不同的犯罪之间的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如果以犯罪构成或构成要件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那么，怎样实现刑责相适应和刑罚个别化，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犯罪构成事实是犯罪行为与客观世界的作用以及行为主体的主观上的心理状态的表现，在每一个犯罪中，是互不相同的，正是基于犯罪构成事实的差异性，才能有刑责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的原则。
有的学者认为，犯罪构成作为法律对各种犯罪成立所需要件的有机整体而作的规定，和与犯罪构成这种法律规定相符合的犯罪事实，是既有联系，又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将本来是法律规定的犯罪“类型化”仅视为或同时视为事实，根植于事实本身，即在事实之中寻找犯罪构成，其结果必然脱离法律根据来确定犯罪构成??事实就是犯罪构成，这样无疑要陷入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审判思维模式。［22］这种观点是中肯的，因为只有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之后，才能对之进行定罪量刑，犯罪构成仅仅作为一种行为的类型，其本身是不同于行为事实的。实质上，犯罪构成和犯罪构成事实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因此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因为犯罪构成与构成事实之间又具有紧密的联系，故应该对两者加以辨别和区分，以免造成理解上的混乱。
按照德日等国的刑法，犯罪构成（要件）不是犯罪成立的唯一条件，而仅仅是其中之一，构成要件是形式违法判断的标准，德国刑法第11条规定：违法行为仅指实现了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23］而犯罪构成事实则与此不同。构成要件是刑法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里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刑法不论承认与否都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质，即使这种性质并非是立法者的先定目的，在客观上，仍会给社会这样的印象。刑法因此而关系到社会成员的重大利益，必须加以限制以保障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因此，刑法明确规定各种构成犯罪的行为类型，以令社会成员不行这种具有明确特征的行为，而且也规定了行为成立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即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构成正是这些犯罪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是从行为中概括、归纳出来的，其本身的基础就是客观的行为情状，若要从客观并不存在的行为归纳犯罪构成要件，则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必然徒然无功。行为符合构成要件成立犯罪的，也不是空洞洞的犯罪行为，而也有它实在的性质，行为仍然是社会行为，只不过是表现出与犯罪构成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和符合性。所谓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符合性，是指行为可能存在不足或超出犯罪构成的事实。因此，犯罪构成事实和犯罪构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犯罪构成事实和罪状，也是既有联系又有本质不同的两个概念。根据学者的总结，罪状是立法者在刑法分则性罪刑式条文中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和升降法定刑档次条件的类型化表述。［24］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一）罪状的内容主要是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此外是升降法定刑档次的条件。（二）罪状是一种类刑化的表述。犯罪构成事实是行为成立犯罪后所现出来的行为事实状态，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内容。犯罪构成事实包括定罪量刑的情节，这一点是说明构成事实是和罪状具有一致性的。但犯罪构成事实和罪状是有区别的，首先，从内容上看，罪状以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为内容，犯罪构成事实以行为事实状态为内容，所以罪状实际上也是犯罪构成，只不过是犯罪构成的具体化，是从行为事实中概括而来的。其次，从属性上看，罪状是规范层面上的概念，具有抽象性。［25］而犯罪构成事实则是一种行为事实，具有具体性，如罪状中有关于情节严重的表述，在具体的犯罪构成事实中，可以表现为犯罪对象的特殊性、危害结果的严重性、行为方式的危害性等。总之，罪状的抽象的规定，却指导着具体的犯罪构成事实，具体的构成事实是罪状的现实化和具体化。一个罪状之下，可以有诸多不同的犯罪构成事实，因为没有两个具体相同的犯罪行为。

三、犯罪构成事实：定罪与量刑的逻辑关系
刑法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阶级利益与统治秩序，根据自己的意志，以国家的名义颁布的，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犯罪、刑事责任、刑罚是刑法的基本范畴。关于罪刑关系，我国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认为，罪可以分为已然之罪与未然之罪。刑，可以分为报应之刑与预防之刑。罪刑关系，可以分为已然之罪与报应之刑的因果关系和未然之罪与预防之刑的功利关系。［26］犯罪的构成事实，是属于已然之罪的范围，因为，未然之罪并没有客观的行为事实，不可能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所以，在这里讨论作为已然之罪和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罪与刑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不同于刑法因果关系，后者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有刑法意义的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关系是犯罪论范畴之内的，而罪刑关系则是横跨于犯罪与刑事责任之间的，是犯罪作为原因与刑事责任作为后果的关系。而未然之罪与预防之刑，乃是着眼于对未然之罪的预防。罪刑关系，是刑法的中心线，其联结犯罪与刑事责任（刑罚）两个基本范畴，［27］所以也是刑法学中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罪刑关系引出的是定罪与量刑的逻辑关系，罪刑关系在现实中，陈兴良教授认为，是个别化的过程，罪刑关系的个别化，首先是一个质的个别化问题，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定罪问题。其次还存在一个量的个别化问题，这就是通常说的量刑问题。［28］罪与刑的因果关系，构建了定罪与量刑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表现在犯罪是刑罚的逻辑起点，刑法只能给犯罪量定刑罚，不能将其它非犯罪的行为用刑罚加以制裁，没有犯罪就没有刑罚。说犯罪是刑罚的起点，不仅是说犯罪在刑罚之前，也是说在法治国的现代，犯罪是刑罚的唯一起因。其次，定罪是量刑的先导，犯罪是刑罚的逻辑起点，则刑罚不能超前于犯罪的认定而先予量化。在定罪量刑逻辑关系的起点上，犯罪构成要件及犯罪构成是关键，而犯罪构成事实则是这个逻辑起点的基础。行为依照犯罪的构成要件，成立犯罪的，才能进一步对之进行量刑，量刑不能先于定罪，这是符合逻辑的。
犯罪构成事实在罪刑关系是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呢？犯罪构成事实对定罪量刑的逻辑关系的意义又是什么？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犯罪构成要件是作为确认犯罪成立的标准，它的主要的意义在于定罪上。所谓定罪，是指司法机关对被审理的行为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相互一致的认识活动，在定罪过程中，法律规定主要是指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凡是行为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的，为罪，凡是行为事实不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的，为非罪。［29］但是定罪不仅仅是确认犯罪的成立，还要确认成立什么样的罪，是完成的犯罪还是未完成的犯罪，是单独的犯罪还是共同犯罪等等，这都根据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和犯罪构成事实之间的联系，由司法机关判定。但是犯罪构成事实作为量刑的客观依据，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所谓量刑，就是司法机关根据构成犯罪的各种行为事实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为犯罪主体量定刑罚的活动。定罪和量刑是刑法司法实践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刑法实现其目的，完成其任务的实践形式。定罪不同于量刑，但两者存在密切的关系。根据罪刑关系，犯罪是刑罚的先因，刑罚是犯罪的后果。但是，犯罪这种先因不仅仅是在理论中的概念，而是存在于社会的一种客观实在。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它与法产生于同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犯罪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又是立法者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的，因而具有违法性的特征。［30］定罪量刑这种逻辑关系，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美国著名学者R?M?昂格尔在他的《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写道：“逻辑分析和因果关系解释之间的两个区别互为对立面。在因果关系思想所论述的时间世界里，客体和事件具有实体内容，这意味着它们作为单个的实体互不相同，尽管必须依靠理论来确定什么可以算作单个的实体。在逻辑分析所论述的永恒领域中，只能遇到没有个体差别的普遍种类、纲目或概念。 有普遍性，但没有特殊性。”［31］尽管他是在社会科学的方法上来论述逻辑关系分析和因果关系分析的，但是，笔者认为，逻辑关系正是需要有一个客观的基础，才能存在，逻辑关系的普遍性，必须见诸特殊性，落到实处。犯罪构成事实正是定罪量刑逻辑关系的客观物质基础。对于这种客观的存在，应该加以认识再进而由法律进行评判，因此，必然对犯罪现象、犯罪行为在刑法上予以确认。这种对行为事实和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确认就是定罪的主要内容，而在定罪中，是根据行为事实和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联系而进行的。罪刑关系的另一方面，刑事责任，也不可能仅仅作为一种概念存在于刑法理论中，刑事责任的确定，是在对犯罪的确认之后所要进行的司法活动。社会成员一旦实施构成犯罪的行为，则基于社会的正义、公正，以及社会生活利益的保护，必须令其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必须确定，不然也是有违正义和公正的，所以量刑是罪刑关系中“刑”这一方面的现实化。依据罪刑关系，定罪在前，是对先因的确认，量刑在后，是对后果的确定，定罪和量刑之间是一种严密的逻辑关系，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犯罪构成事实则是这种逻辑关系的客观基础，它贯穿于定罪量刑的逻辑关系之中。陈兴良教授指出，在刑法中，需要认定的是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即在法定的罪刑范围内认定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基本事实。定罪事实是指犯罪构成事实，这种事实与犯罪构成本身有所不同。……凡是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就称为构成事实。在定罪过程中，事实的识别主要正确地认定构成事实。量刑的事实除了构成事实以外，还包括其他影响刑之轻重的情节。［32］在这种观点中，虽然把犯罪构成事实界定为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比笔者所主张的构成事实概念的范围要窄，但把这种事实和量刑情节作为定罪和量刑的客观基础，是极有意义的。还有的学者认为，定罪是以犯罪构成为根据的，但犯罪构成的要件不仅仅是作为定罪的根据或标准而存在的，它们同时也是作为量刑的情节而存在的。但是，同样是个事实，当它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时，则和当它作为量刑情节时所要说明的角度是不同的。犯罪构成着重于事实的存在，如果这一事实是存在的，那就说是对之定罪的缘由了。而量刑情节则主要着眼于事实如何，即事实的具体体现，可见，犯罪构成要件是量刑情节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33]犯罪构成事实在定罪和量刑中，其被关注的角度是不同的，上述论者在这一点上是准确的，但该论者认为犯罪构成要件是量刑的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有将构成要件和构成事实相混淆之嫌。按照定罪和量刑的逻辑关系，犯罪构成事实在定罪量刑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确切的说，在定罪中，先是一般的行为事实被评价为犯罪构成事实，即确认行为构成犯罪，而在确认犯罪构成之后，还要确定行为构成什么样的罪，即犯罪构成事实表现出什么样态。这可以看作是定罪向量刑的转移，因为确认犯罪的样态也是为了量刑，这时关注的是构成事实的表现形式，而进一步综合考虑犯罪构成事实，尽量查清一切对量刑有影响的事实，再据此进行刑事责任的量定。因此，可以说犯罪构成事实是定罪量刑关系的物质基础，贯穿在定罪和量刑之中。从深层次上讲，罪刑关系也是以犯罪构成事实为物质基础的，即使在未然之罪与预防之刑之间，也不能凭空的为社会成员构造未然之罪和预防之刑。
对定罪量刑逻辑关系的现实化，就是司法实践。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事实作为定罪量刑逻辑关系的客观基础，表现在它和刑事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上。所谓刑事自由裁量权，有的学者认为，是在刑事法律没有规定或刑事法律的规定不够明确、具体，因而存在着缺陷时，由法官根据法律的授权，在刑事法律规定的有限范围内，本着公正、合理地适用法律的精神，对具体刑事案件进行处理的权力。[34]刑事自由裁量权，在深层次上，固然必须本着公正、合理地适用刑事法律的精神，而在实践中，则必须考察犯罪的构成事实。刑事裁量，主要是定罪和量刑，这都关系到社会成员的重大权利，大至生命，小到财产、自由，因此不能不严格限制。笔者认为，犯罪构成事实一方面是刑事司法裁量的客观物质基础，是刑事自由裁量的根据，一方面又是对刑事司法裁量的特别是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前者，主要是在刑法保护社会生活利益的立场上，要求对一些犯罪行为不能由于刑事法律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样不利于对社会秩序的保护。而后者，是基于刑事法保障公民权利的立场上，要求刑事司法裁量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单从主观或单从客观上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而应该做到主客观相统一。我们知道，犯罪现象千姿百态，每一个具体的犯罪的构成事实是互不相同的，而且犯罪构成要件不可能对构成事实一丝不苟的规定，也不能穷尽一切的现实，所以基于客观实在的情况，刑事司法裁量是要求有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是不利于刑事司法实践的。同时千差万别的犯罪构成事实，是定罪量刑的客观基础，不能脱离这个基础而去追求定罪量刑。犯罪构成事实，是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统合点，既要求刑事自由裁量，又以客观事实限制裁量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陈兴良教授指出，司法裁量还是一个事实的识别过程。司法裁量是要解决法律规范对具体案件的适用问题，因此，案件事实的识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认识只是对客观事实这一客体的主体反映过程，因而必须坚持客观真实性的原则。客观真实性原则要求在司法活动中，法官必须完全、准确地反映事实，才能保证法律适用的公正性与合法性。[35]笔者认为，所谓事实的认识，是指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因为只有犯罪构成事实才对定罪和量刑有意义。我国刑法第61条的规定，也正说明刑事司法裁量也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犯罪构成事实对刑事裁量，有严格的限制作用。刑事司法是一个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耦合过程。这是刑事司法的最主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坚持罪刑法定主义，就是依法对案件事实作出定性与定量的评判，然后依法作出裁量。[36]







注解：

［1］ 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页；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9页；杨春洗、杨敦先主编：《中国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1页以及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2］ 陈浩然著：《理论刑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0页。
［3］ 陈朴生著：《刑法专题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第78页。
［4］ 陈兴良：《走向哲学的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44页。
［5］ 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6］ 马克昌著：《犯罪通论》，第158页。
［7］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犯罪构成包括四大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客体要件、犯罪主观方面要件和犯罪客观方面要件。但有的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犯罪主体不能作为要件，或有的认为犯罪客体不能算是犯罪构成的内容，有的主张二要件说等。笔者主张通说的观点。
［8］ 杨兴培：《刑法新理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5页。
［9］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9－110页。
［10］ 林山田：《刑法特论》，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第11页。
［11］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71页。
［12］ 笔者认为，并非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犯罪形态就是既遂的形态，如有的国家刑法规定的阴谋犯，就是以犯罪的预备形态为标准形态的，如德国刑法第80条、第83条，参见《德国刑法典》，徐久生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97页。又如日本刑法第78条、第80条，参见《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0页、第31页。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形态，只是一种标准的以供定罪量刑用的犯罪形态，对于危害性大的犯罪，不必要以其既遂的形态为其标准，如危害公共安全罪，有的以行为实施至一定程度就符合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的形态，就可以直接依据其法定刑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