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研究

李金强 　　刘　涛

内容提要：
刑讯，发诸西周，几经变革，终乎清末变法，存续几千年，成为中华法系一大特征；其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历史历史客观性，但其主流的消极性却一直影响着后世的司法制度，包括我们当今的司法观念。

刑讯作为中国古代断狱的一种手段，因其产生甚早，流传久远，而为中国法制史研究者所关注。然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意欲从刑讯制度的产生及其沿革入手，进而探寻刑讯制度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以期对该制度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刑讯者，讯问狱囚以刑求之之谓。”也就是说，刑讯是借用行刑的方法来审问人犯，从而查明案件真相的一种司法手段。但这种说法也有不确之处，因为在中国古代刑讯的对象不仅限于“狱囚”，同时也可适应于“告人”。依《唐律》，被告受讯而被拷，拷限满而不首者，则反拷“告人”，即准前人（被告）拷仗数，反拷“告人”。刑讯最早见诸文字是《礼记·月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这里的“掠”就是指刑讯。因此，“从《礼记》记载的内容来看，西周是已有刑讯还是较为可信的。”在秦代，近年出土的《秦律·治狱律》＜一＞审理案件“毋治掠为上，治掠为下。”＜二＞“讯狱必先尽其言，毋庸辄诘。其辞尽，及以诘者诘之，复诘之。”“更言不服”依律“治掠”。可见秦代训囚用刑。另据《史记·李斯传》说李斯被“榜掠千余”，《广雅》篇说“榜，击也。”《苍颉篇》注说“掠，问也。”这是秦代已有刑讯的又一证据。至于汉代，夏侯婴与高祖善，因戏伤婴，婴自告情，谓未受伤，告者不服，移狱，婴以此坐笞掠数百。”又，汉宣帝即位，路温舒上书肯陈尚德缓刑，在他谈及当时狱吏所施行的拷问时曾说：“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可见刑讯拷问在汉代已较为普遍。可是我们考察上述材料来源，可以发现，除李孚甲在其《中国法制史及引论》中提及《秦律·治狱律》一材料外，其余材料皆出自史传，因此学界通说认为，刑讯作为一种制度而著之于律令，始于南北朝时期。“就刑讯之制而言，秦汉刑讯不见于律令，或为法官一种淫威，如秦之“榜掠”是也；或默认之事实。……，至于汉景帝捶令之设，原为笞罪之刑具，非为拷问之设，吏滥用之，非本意也，南北朝以刑讯著之律令。”“惟刑讯著之于律令，则始于南朝梁之所立之测罚，陈承之。”所谓“测罚”即“凡系狱者，不即答款，应加测罚……应测罚者，先参议牒启，然后科行，断食三日，听家人进粥二升。”
自梁以后，刑讯正式为律所规定，开始了刑讯制度化的历史。“北魏鞫囚限于杖五十，历北齐、北周至隋，各有其刑讯之制。”在此期间，各朝刑讯之制虽有不同，但总的趋势是日渐严酷。延至唐代，中国封建法制的各种制度臻于完备。《唐律》首先规定了刑讯适用的前提：“先备五听，又验诸证言，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唐律疏义·断狱》“讯囚察辞”条规定了刑讯立案的程序，“立案见在长官同判，然后拷讯。若充使推勘及无官同判者，得自别拷。”由此条可见，在一般情况下，司法官在行刑前首先要立案，并由所在长官共同审讯。关于刑讯的实施和禁止，在《唐律疏义》“拷囚不得过三度”条中也有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决罚不如法”条规定：“决杖者，背、腿、臀分受。须数等，拷讯者亦同。”关于刑讯的禁止主要体现在“议清减老少疾不合拷讯”条，该条主要规定了禁止刑讯的特殊对象，即享有议、清和减等特权的人员，70岁以上的老人和15岁以下的孩子，身体残疾者等。唐代虽然对刑讯制度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但由于中国古代断狱过分依仗口供，一些官吏为案件速决或为贪求贿赂，即使在唐代酷吏枉法，竟以酷刑讯囚之事也是司空见惯。据史记载，高宗时官吏以残酷为能。以致于将人犯不卸枷锁打死也不受追究。武则天登基以后，任用来俊臣等酷吏掌典大狱，不问案情轻重，动辄对人犯行灌耳、囚于地牢之刑。尤为甚者，酷吏竟将人犯盛于瓮中，周围架火烤炙。两宋之时，刑讯制度宽猛不一，宋太祖时，对刑讯的使用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今诸州获盗，非状验明白，未得治掠，其当讯者案具白长吏，得判及讯之，凡有司擅掠者，论为私罪。”但是到了南宋法纪松驰，刑讯之制又趋于严酷。元代规定，除非对强盗，不得施以酷刑。对情节严重的犯罪，如果需要加以刑讯，必须有长贰僚佐会议立案，并且元代规定了不得法外用刑，治罪。明承唐律，严格规定法官拷问人犯的责任。嘉靖年间，规定对于杀人、盗窃、抢夺等严重犯罪而故意不招的，用严刑拷讯，其余的犯罪则使用鞭、扑等一般刑讯。明袭唐律，清又袭明，历朝严审刑官滥用刑讯之禁。康熙时禁止大镣、短夹棍、大枷的使用。满清末季，西风东渐，外迫于西方列强之势，内困于积贫积弱之弊，清末变法修律，1908年拟定《大清现行刑律》，1909年奏进，1910年颁布施行，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才第一次明令废止了刑讯的使用。
历时几千载，历朝十数代，发诸西周而终乎清末变法的刑讯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虽时有存废之争，但还是存续了几千年，并成为中华法系的一大特征，这不能不使我们对该制度生成和存在的原因进行追问，刑讯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慎刑”思想。儒家的“慎刑”思想不仅要求法官严格司法，不可违法用刑，造成滥刑，还要求被审讯人自己承认有罪或相关的犯罪事实，做到心服，把客观的犯罪行为与被审讯人的主观认罪态度结合在一起。早在儒家的经典《周礼》中已有论述，而且还把它作为一种对司法官的要求。《周礼、秋官》载：小司寇“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及弊之。”这里的“用情讯之”就是要被审讯人心服。对此后人作了说明论述，贾公彦认为：“以囚所犯罪附于五刑，恐有枉滥，故用情讯之，使之真实。”丘俊说：“既得其罪，附于刑矣，恐其非心服也，又从而情以讯之……其谨之又谨如此，此先王之世，天下所以无冤民也欤？”可见“用情讯之是为了做到心服，而心服及至于“无冤”，这是中国儒家“慎刑”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断罪必取输口供”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司法审判的一条原则。在大部分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口供是必不可少的证据，没有口供就不能对被告人定罪。
古代的口供同现代意义上的被告人陈述有所不同。现代意义上的被告人陈述除包含口供外，还包括被告人对被指控内容的辩解，而古代的口供则专指被告人对指控事实的辨认，因而口供又被指称为“首实”。口供之所以在我国古代司法中如此重要，除上文提及的“慎刑”思想一点外，笔者认为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口供是被告人对所犯事实的交代，由于司法官存在着这样一个先入之见，即他们相信没有一个无罪的人会自诬有罪，因此他们认为口供本身的证明力比其他证据强。二是中国古代地方上司法行政不分，行政官员兼理司法事务，这就导致了地方上司法力量非常薄弱，而司法力量的薄弱又导致了在刑事诉讼中司法官员倾向于对被告进行有罪推定，一起案件发生后，司法官员只有尽快收集到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才能结案，而法律给予他们的办案期限又非常有限（如唐律规定办理徒以上的案件须30日内审结），司法官员很难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重新收集各种相关证据，为按时结案，只好求助于被告人的供认。可以说“司法力量薄弱导致有罪推定，再导致片面追求被告口供，这正是中国古代大部分刑事案件办案要过程的写照。”
第二，神明裁判在中国昙花一现，在古代科技不发达、刑侦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刑讯成为无奈的选择。神明裁判制度，亦称神示证据制度，它是人类社会早期司法活动中经常采用的查明案件真相的重要方式。神明裁判借力于“神意”，“低级文化之人民，信仰神有超自然之力，支配人事，降临祸福，赏罚邪正；故在原始社会，关于法律事项有争议时，往往祷神而乞其裁判，或窥神意而裁决其曲直。受裁判者，以信仰神?之故，不仅衷心服从，且恐背之而受罚；在强制执行机关不完备之原始时代，此为确保裁判之效力最适切的方法。”中国古代社会早期，神明裁判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夏商时代，神权法思想盛行，统治者每遇大事，都会通过特定手段去获取神的旨意。有史可考的商代司法审判中，便不乏这样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司法官员获得神谕的主要方式有占卜、水、火考验等。卜辞中“兹人井（刑）不？”就是卜问对于一个既不能肯定其有罪，也不能肯定其无罪的人，施以刑罚。西周时期，神明裁判的色彩越来越淡，司法官在审理疑难案件时一般会令双方当事人进行宣誓。到了春秋时期，司法过程中的神明裁判已大为减少。旧中国以后，在正式的司法程序中神明裁判已无地位，除了偶尔被用来诱供之外，单纯神明裁判的结果本身不允许作为定案的依据。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古代正式司法活动中排斥神明裁判的年代要早的多。欧洲以决斗为主的神明裁判方式，在法国从公元501年开始一直持续了1000多年；英国从1066年到1819年决斗一直是正式的司法程序之一。中国的神明裁判之所以昙花一现，根源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主流是不太相信鬼神，不愿借鬼神进行司法活动，这样，神明裁判的过早隐退也就顺理成章了。神明裁判过早隐退，而作为司法审判，特别是刑事审判手段的刑侦技术又没有发展，这势必造成刑事审判过程中证据的收集和质印的空白。如此，中国古代司法活动通过拷掠来逼取口供的刑讯制度的出现并且大行其道也就不难理解了。
刑讯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史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对历史的反思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更有益于我们把握未来。当我们今天再对刑讯这一尘封日久的制度做些检省的话，我们该对它置措何辞呢？下面笔者将针对个别学者的观点，阐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主流难说是积极的。中国古代刑讯制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的学者坚持认为是积极的。笔者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该论者为佐证自己的观点，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一＞“中国古代司法官的审判水平参差不齐，‘严明者’为数不多，不用刑讯不足以帮助他们及时结案。”＜二＞“中国古代刁民不少，不用刑讯不足以使他们招供。”＜三＞“中国古代的刑侦技术有限，如果不用刑讯，一些疑难的犯罪线索和证据就难以发现。”
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借用以上三个角度做一番重新审视。首先，中国古代司法官的审判水平参差不齐，这是事实；“严明者”为数不多，也可能是事实。但由此并不能必然推导出中国古代的刑讯制度的主流具有积极性！人有智愚，这是自然的铁律，非独司法官如此，其他职业的从业者也是如此；非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非独中国如此，外国亦是如此。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中国基层法官队伍大致有下面三个来源：一是正规院校来的学法律，或非法律的毕业生……这类人数都不到10%；二是从当地招考或政府其他部门调入法院的，这类人数约有30%；其它则是复转军人，大约超过50%。”在如此复杂的法官构成人员中，我们又怎能轻易断言中国今天的司法官会比中国古代的更水平齐一？我想即使“刑讯积极论者”也不会赞同面对今天的现状我们要重新招回刑讯之魂吧？所以我认为用中国古代司法官水平参差不齐，“严明者”不多，不用刑讯不足以帮助他们及时结案来佐证刑讯的积极性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积极论者”用以支撑其观点的又一根据是“中国古代刁民不少，不用刑讯不足以使他们招供。”在此姑且不说论者的这一说法有无统计学上的依据，单就“刁民”一词不应属于严格的学术语汇的范畴。“贫困”、“受教育的人数不多”就势必造就“刁民”吗？你怎么去证明“知书答理”之士就一定是淳朴敦厚之人？不能证伪的命题，其本身极有可能就是一个伪命题。
再次，论者还说“中国古代的刑事侦查技术有限，如果不用刑讯，一些疑难的犯罪线索和证据就难以发现。”刑侦技术的不发达可能是刑讯制度产生的诱因之一，但是却不能以此作为论证中国古代刑讯制度主流合理性的依据。说中国古代的刑事侦查技术手段有限是对的，但这只是与现代发达的刑侦技术纵向相比，横向比较结果又如何呢？试问宋代一部凝聚中国古代刑侦技术智慧精华的《洗冤录》在当时世界又有谁可与之比肩？
一种制度的历史存在必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地对之高唱赞歌。正如刑讯制度，笔者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它非但在主流上不是积极的，同时他还为后世的司法活动留下了祸患。清末变法修律明令废止刑讯距今近有一个世纪了，但是今天我们仍能时时目睹为逼取口供而上演的一幕幕血淋淋的惨剧，难道你能说这不是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流弊吗？
注：作者刘涛，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作者李金强，工作单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
国家经贸委


印发《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操作实施阶段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1995年11月21日，国家经贸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国务院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总体部署，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和各试点企业认真组织好试点操作实施阶段的工作，按照有关地区、部门与我委联合批复的试点《实施方案》，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力求突破，取得实效，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委制定了《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操作实施阶段的指导意见》，现印发你们，请参照执行。

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操作实施阶段的指导意见
目前，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大部分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的试点《实施方案》已经得到批复，其他试点企业正在抓紧完成《实施方案》的论证和最后审批工作，部分试点企业陆续挂牌，试点工作已进入操作实施阶段。为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各试点企业按照已批复的《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确保明年年底前完成试点任务，为面上企业提供成熟经验，现就试点操作实施阶段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操作实施阶段的主要任务和总体目标
操作实施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实现制度创新、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目标，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和《公司法》的规定，规范化地试运行改制后的公司制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试点《实施方案》提出的各项改革，把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务求在重点、难点问题上取得突破。
明年年底试点工作要达到的总体目标是：试点企业初步建立起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转换经营机制，通过“三改一加强”，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亏损企业扭亏或转化。
二、操作实施阶段的主要工作
1、在清产核资、界定产权、清理债权债务、评估资产的基础上，抓紧办理确定企业法人地位所需的法律文件。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公司，其董事会应与国有资产授权方签订资产经营责任书，明确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范围、内容以及授权方与被授权方各自的权利和责任，落实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指标和责任；改制为多元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要确定各出资者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经法定验资机构验资，核实企业法人财产占用量，核定资本金，办理产权登记事宜。
2、建立符合《公司法》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根据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相互独立、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形成由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各司其职，有效行使决策、监督和执行权，对国有独资公司要同时派入监事会。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与经理班子应分设，特别是董事长与总经理应尽可能实行分设。目前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要根据企业具体情况，逐步向分设的方向过渡。在过渡期间，其董事长应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履行职权，依法自律，接受监督。要全面树立起对出资者负责的观念，维护出资者的合法权益，防止公司内部人员利用对企业的控制，违背《公司章程》，侵害出资者的利益。《公司章程》中应对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的组成、权责范围、议事规则（包括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并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范运行。在试点过程中要定期检查《公司章程》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加以纠正，或对《公司章程》作出必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
3、进行存量资产重组，依法构造母子公司体制。国有独资公司应把构建多元产权结构的子公司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抓紧抓好。通过调整企业存量资产，构建多元产权结构，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促进政企分开。可根据企业具体情况，采取部分债权转为股权、吸引国内外法人资本投入或置换产权等形式，将具备条件的所属企业依法改制为多元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在子公司构建过程中，一是对存量资产必须进行评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子公司与分公司的设置既要遵循《公司法》的规范要求，又要符合企业实际情况，防止盲目照搬或搞形式；三是依据母子公司之间的产权纽带关系构建母子公司体制，严格执行《公司法》，依法保护子公司的法人财产权。
4、加大企业内部改革力度。企业内部改革的重点是抓好劳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形成减员增效机制和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试点企业要在做好定员、定额的基础上，实行择优竞争上岗。对于富余人员，在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内部转岗培训、提前退养等方式自行消化为主的基础上，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为企业分流出来的人员提供再就业机会，广泛组织各种转岗职业培训，制定鼓励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根据职工的劳动技能、劳动强度、劳动责任、劳动条件和实际贡献，拉开分配档次，实行适合本企业特点的工资制度和具体分配形式。
5、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内部管理。要继续深入开展“转机制、抓管理、练内功、增效益”活动，在建设好班子、建立好机制、创造好产品上狠下功夫，全面提高企业素质和综合实力。树立市场观念，增强竞争意识，制订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战略，强化市场营销体系，建立适合自身经营战略和市场环境、生产条件的管理制度、组织机构以及配套的管理办法。通过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组织管理机构，形成科学的决策程序，提高决策水平和决策效率。从班组抓起，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考核制度，依法严格管理。切实加强管理基础工作，特别是与国际接轨的质量、财务、营销管理制度。加强职工在职和转岗培训，逐步建立健全包括培训、使用、选拔、奖惩、监督等环节的人才开发系统，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认真实行《两则》，严格结算纪律，加速资金周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6、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内外市场状况，紧密结合企业“九五”发展规划，确定企业技改目标和项目，落实技术改造措施。在机制得到转换、结构趋于合理的基础上，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加快技术改造步伐。要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变化的企业技术开发体系和技术创新机制，使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提高产品的档次和质量，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7、认真贯彻执行所属地区或部门关于试点工作的决定或意见。对于试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探索协调解决的途径。可按照规定程序，向国务院有关部门申报外经、外贸、外事权及申办财务公司和申请股票上市。
8、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试点工作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制定转变政府职能、对试点企业实行新的管理制度的方案，明确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搞好试点工作的责任。要在建立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体系，盘活国有资产存量，降低试点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减轻企业办社会和冗员负担等方面，出台既体现改革精神、又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性文件，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结合委派董事会成员或派出国有资产产权代表，有组织地对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资产控股的多元投资主体公司的领导班子进行考察，撤换不称职的经营者，调整问题多、矛盾大的班子。要结合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组织力量对本地区、本行业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经营现状和存量资产结构进行调查分析，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制订战略性结构调整的规划，按照择优扶强原则，鼓励和支持试点企业通过兼并亏困企业，组建企业集团，迅速发展壮大，带动地区经济发展。要抓紧组织落实本地区、本部门关于试点工作已出台的各项政策，确保及时到位。企业提请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帮助解决的问题中尚未落实但又确需解决的，要继续积极协调，予以解决。
三、关于操作实施阶段的进度安排
1、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试点企业《实施方案》的批复工作。《实施方案》尚未批复的试点企业，应抓紧进行论证、协调，12月中旬前务必送国家经贸委或国家体改委报批。
2、各试点企业应在《实施方案》批复后的一个月内，依据《公司法》，完成法人治理结构组建和公司挂牌工作。
3、《实施方案》批复后，要立即制订组织实施《实施方案》的工作进度计划。从今年四季度起到明年年底前，各试点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确定试点操作实施阶段的目标、阶段性工作重点、任务和内容，落实各项工作的负责人，明确职责以及进度、要求，确保各项试点措施尽快到位。
4、今年年底前，各试点企业要认真总结一年来的试点工作进展情况，总结经验，找出问题，研究改进措施。总结报告应于12月10日前报国家经贸委企业司。
5、国家经贸委将根据试点工作进展情况，适时会同各地区、各部门的试点主管机构，对试点企业情况进行调查，及时总结经验，协调解决试点中出现的问题。在汇总分析各方面好的做法和有共性的问题的基础上，制定进一步推进试点工作乃至在面上推广的政策性文件，重大问题上报国务院。
四、关于做好操作实施阶段工作的要求
1、试点企业《实施方案》批复后，要加强对广大职工的宣传、培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全体职工了解《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理解和支持各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试点措施，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为企业加大改革力度、落实改革措施奠定基础。
2、切实加强试点操作实施阶段的组织领导。要做好组织工作，充实和加强试点工作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切实按照批复后的《实施方案》及工作进度计划，抓住有利时机，做好工作。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施各项改革措施，要通过试点，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明显增长，亏损企业扭亏增盈。
3、结合企业实际，突出重点。试点企业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在试点中切忌搞一刀切。要结合企业的实际，针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关键问题进行突破。在工作安排上要坚持有计划、分步骤、逐步推进的原则，划分工作阶段，突出各阶段的工作重点，作出周密安排，取得阶段性成果。要坚持先试点、再推开的原则，认真抓好典型，以点带面，引导试点工作深入发展。
4、各地区、各部门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切实转变职能，为试点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努力探索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职能分开，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职能与经营职能分开的有效途径；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配套改革，创造有利于试点不断深入的宏观环境，为其他试点企业和面上国有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