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六十四号）

《安徽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已经2005年12月16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2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5年12月16日


安徽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2005年12月16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第三条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在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领导下，实行综合治理。
各级人民政府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具体负责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组织、协调、检查和监督。
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有关社会团体、学校、家庭、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共同参与，各负其责，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资助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第四条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应当适应未成年人身心特点，遵循教育、保护相结合，及时预防和个别矫治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逐步增加投入。
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社会志愿者受政府委托从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实际需要提供资助和支持。
对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第六条 政府、学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使未成年人完成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学业。
政府应当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未成年学生减免有关费用，提供适当的学习资助。学校应当做好减免家庭经济困难的未成年学生有关费用的具体工作。
第七条 流动人口流入地的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招生计划安排、费用收取、学籍管理、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保障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及时接受义务教育。流动人口流出地的人民政府应当配合流动人口流入地的人民政府做好有关教育管理工作。
流动人口的未成年子女仍留在原籍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对其接受义务教育作出安排。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帮助其接受义务教育。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接收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就学的中小学校、职业技术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其纳入当地中小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管理体系，向其提供教师资格认定、学籍管理、教学评估等公共服务。
第八条 省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未成年学生法制教育纳入教育教学计划。学校每学期对学生进行的法制讲座不得少于6个课时。中小学校应当根据需要聘请校外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班主任、辅导员应当具备与其承担的教育管理职责相应的法律知识。
学校应当对未成年学生进行自我保护知识教育。
学校应当逐步配备具备资质条件的专职或者兼职心理教育教师，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知识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内容，将中小学校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效果纳入教学评估内容。
第九条 学校应当指导、帮助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习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和法律常识，通过家长会、家访等形式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相互通报未成年学生的学习和品行情况。
第十条 未成年学生品行有缺陷、学习有困难的，学校应当及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不得歧视,不得擅自停止其上课,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其退学、转学；未成年学生需要进行生理或者心理治疗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为其治疗，学校应当提供休学等便利。
学校应当将中途辍学的未成年学生的情况告知其居住地的居民（社区）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
第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指导本辖区内的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教育功能的单位在寒暑假期间开展有益于未成年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
第十二条 鼓励创作、出版、发行、展出、演出、播放适合未成年人特点，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文艺节目和其他精神文化产品。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规划和建设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科技馆、图书馆等适合未成年人活动的公共文化体育场所；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建适合未成年人活动的文化体育场所和设施。
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的开发建设单位应当配套建设适合未成年人活动的文化体育设施。已建成的文化体育设施，必须投入使用，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公共文化体育场所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在寒暑假期间，应当延长开放时间，开展适合未成年人的文化体育活动。
鼓励机关、学校等单位内部的文化体育设施向未成年人开放。

第三章 对未成年人的监护

第十四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对被监护的未成年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一）指导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二）给予其正确的生理、心理知识指导；
（三）预防和制止其阅读、观看、收听不适合未成年人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网络信息、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
（四）预防和制止其进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
（五）主动配合学校、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对其进行教育；
（六）预防和制止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五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监护能力但不履行监护责任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对其批评教育，责令其履行监护责任。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虐待、遗弃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有权制止并向公安机关举报，接到举报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被监护未成年人放任不管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
第十六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受侵害的未成年人、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均吸毒成瘾或者均在监狱服刑，以及其他情形不宜行使监护权或者无法行使监护权的，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可以依法另行确定监护人。暂未确定监护人的未成年人由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收养。
第十七条 受民政部门委托或者受民政部门批准的家庭寄养服务机构委托的寄养未成年人的家庭，应当根据寄养协议，履行保障被寄养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义务。
寄养家庭所在的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寄养家庭不再符合寄养条件的，应当及时向当地民政部门报告。民政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第四章 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

第十八条 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逐步建立本辖区内未成年人基本信息资料；确定居民（社区）委员会成员、村民委员会成员、社会志愿者或者其他热心未成年人教育的人员，对家庭教育失当或者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指导和个别教育；为贫困、单亲或者失亲等家庭中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十九条 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对辖区内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进行救助。救助机构应当将救助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管理，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心理指导和矫治。
对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民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负责交送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暂时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抚养。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制作、出版、播放、展出、演出、出售、出租含有淫秽、暴力等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文艺节目、玩具和饰品等；
（二）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载体制作、传播色情、暴力等有害信息；
（三）向未成年人提供毒品，引诱、教唆、欺骗、强迫或者容留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或者为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便利条件；
（四）胁迫、诱骗未成年人乞讨、盗窃、卖淫或者从事色情表演；
（五）引诱、教唆、容留未成年人赌博或者为未成年人参与赌博提供便利条件；
（六）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教育未成年人不得吸烟、酗酒；发现未成年人吸烟、酗酒的，应当予以劝阻和制止。
经营烟、酒的场所应当设置禁止未成年人购买烟、酒的警示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或者出售烟、酒。
任何人不得在中小学校的教室、阅览室、寝室、活动室和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其他场所吸烟。
第二十二条 宾馆服务业经营者接纳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住宿的，应当及时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近亲属或者所在的学校联系。无法联系的，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禁止洗浴场所留宿无监护人陪同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未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任何人不得向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出租房屋。
确因学习需要，经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书面同意，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租房住宿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履行监护职责，并不得让未成年人单独居住。房屋出租人发现租房的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受到他人侵害，或者发现租房的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应当制止,及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三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学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引导未成年人健康使用互联网资源，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的，应当予以制止，并向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立即到场调查处理，并应当为举报人保密。举报人要求反馈处理结果的，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将处理结果向举报人反馈。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营业性游艺娱乐场所中设置的电子游戏机，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
学校、图书馆、书店等场所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服务，其计算机终端应当安装和使用封堵色情、暴力等有害信息的过滤软件。

第五章 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教育列入教育规划。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或者指定一所学校承担工读教育任务。
省人民政府、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保证工读教育所需经费和教育设施投入；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招生、学籍管理、教职工的待遇和职称评定等方面实行特殊政策。公安机关应当协助做好工读教育管理工作，维护正常教学秩序，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第二十五条 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或者所在学校申请，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学校学习和接受矫治。
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缺乏管教能力、在学校无法继续学习的，经其监护人申请，可以送其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学校学习和接受矫治。
第二十六条 对在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学校接受教育矫治的未成年学生，原就读的学校应当保留其学籍，对学习期满要求转回的学生，不得拒绝接收。
第二十七条 未成年人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公安机关应当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确有必要的,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养。
第二十八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教育矫治档案，对其遵纪守法、学习和劳动情况进行记录,以利教育、监督、考核：
（一）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批准保外就医和劳动教养所外执行的；
（二）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并确认有严重不良行为的。
对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人，其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当地司法所、公安派出所、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单位）、居民（社区）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有关社会团体成员和社会志愿者，对其进行教育、心理指导和行为矫治，安排其参加有益的文化体育活动和从事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劳动。
第二十九条 被依法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免予刑事处罚和刑罚执行完毕、解除收容教养或者劳动教养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第三十条 对正在监管场所服刑或者接受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主动探视，配合执行机关对其进行教育、矫治。拒不探视、不配合的，其所在的单位、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居民（社区）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要求其改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或者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洗浴场所留宿无监护人陪同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由公安机关按每接纳1名未成年人处以500元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房屋出租人未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向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出租房屋的，由公安机关处以1000元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的，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按每接纳1名未成年人并处2000元罚款，但一次接纳多名未成年人的，罚款总额不超过15000元；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人或者营业性游艺娱乐场所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外向未成年人提供电子游戏机服务的，由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责令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25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500元的，并处25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学校、图书馆、书店等场所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终端未安装和使用封堵色情、暴力等有害信息的过滤软件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学校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由教育行政部门对负有责任的学校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6年2月1日起施行。


在大陆法系的刑事司法活动中法官不能解释法律，只能服从法律

龙城飞将


　　近来，无意之间又与雅典学园网友法盲人讨论起了许霆案。本来，炒冷饭是没人喜欢做的，但我们还是一来一往地论了起来。他在博上发表《也谈许霆案——兼为一审平反》、《再答龙城飞将兄〈朝花夕拾许霆案〉》，我写了《朝花夕拾许霆案》、《关于许霆案再答法盲人》作答。
　　关于许霆案，去年我写过一些文章，也对一些刑法学大师的观点进行了推敲。当然，大师们不会对我进行任何回复，也许他们是不愿屈尊与我这小人物理论。站在大师一边与我理论的倒是有几位，可惜都是连注册网名也不使用，只用匿名网友身份的网友与我PK。但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又自称是刑法学研究生，可能又从哪里搜索而知我不是刑法学专业毕业，就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对应对我：“你不懂法律！”但并没有实质性的道理讲出来。
　　法盲人则不同。法盲人是与我在网上论许霆案较认真的一位。他也是刑法学研究生，他是逐条地与我论辩。这觉得这是种认真的、科学的态度。
　　接着，Protagoras也加入了讨论的行列。他在我的博上留言，表达他的一些观点。现在综合他的观点，写出下面的文字作答：

一、 法律并不必然被解释

　　法律并不必然被解释，法律被解释实属无奈之举。
　　在法律规定明确的情况下，人们直接按照法律的规定从事自己的各项活动。违反了法律规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法律规定不清晰，实践当中人们不清楚其明确的指引的时候，法律才需要解释。
　　法律本来的含义就包括确定性、明确性，告诉人们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但在出现一些事件需要与法律进行对照时发现法律不够细致、不够明确时，实践才提出解释法律的需要。

二、 刑事司法问题一定要严格地执行法律的规定

　　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严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是我们这种大陆制定法体系的根本要求。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任何参与人，包括警官、检察官、法官、律师等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刑事诉讼法并不是专门为犯罪嫌疑人制定的，而是为使全体参与人制定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不能自己创造法律，他只能遵从法律的规定。法官也不能任意地确认某具事实，他只能根据检方提供的证据逐步地确认事实。在对案件事实进行考量的阶段，可能存在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free evaluation of evidence through inner conviction）的理论来源于欧洲，它的主要内涵是，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即法官心证程度应当达到“不允许相反事实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或者“真实的可能性大于虚假的可能性”（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我认为，在刑事案件中，在目前司法机构侦、检、审三方分离的情况下，公安、检察和法院各自的职能并不相同。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官运用自由心证并不同于一个官员集警官、检察官和法官于一身的古代，而是法官单独司其审理功能条件下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认。法官面对检察院送来的起诉材料进行审理，再结合法庭调查、对被告人的询问等了解案件，只有当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交集还原案件的场景和事实，法官才能内心确信当时的事实是怎样的。
　　换句话说，自由心证是要控辩双方共同还原的案件事实使法官内心确信，而不是法官以警官身份进行侦查的结果。
　　在事实查明的基础上，他只能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对照相应的法律规定，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犯了罪，是否应当受到刑罚，应当受多重的刑罚。按照卡多佐的说法，此时法官如同一个工匠，他输入事实与法律作为原料，输出符合事实与法律判决。遵从了这些规定的判决，就是实现了法律内的公正。
　　刑事案件的审理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查明事实，第二是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定罪量刑，或者将犯罪嫌疑人存疑释放。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只应当存在第二阶段。在事实确定、适用法律确定的情况下，决定量刑幅度时，考虑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自首情节、是否累犯等应当从轻或从重的情节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决定刑罚的轻与重。
　　以许霆案件为例，在第一阶段，事实已经查明。无论是谁都确信许霆从自动柜员机中取出了超出自己银行存款17万余元这一事实。争议在于第二阶段，如何适用法律。依照法律规定，争议就不会大，有不同意见可以拿法律给他解释。争议就是来自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却强行定了盗窃罪。
　　可以说，自由心证存在于查明事实阶段，自由裁量权存在于适用法律阶段。遗憾的是，有些不屑与法学社会青年理论的著名法学家 却是法理与法律分不清、查明事实阶段与适用法律阶段分不清、中国法律与外国法律分不清、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权分不清，所以才引起全国人民巨大的反响。

三、 出现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如何处理？

　　以许霆和梁丽为例，法无明文规定他们的行为是否犯罪。从道德上讲，他们做得确定不很好。但从法律上，判处他们刑罚却是于法无据。实际上，围绕他们的定罪与量刑的所有争议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想给他们定罪的人找不到法律依据，想坚持他们从严格的刑法规定的角度应作无罪处理的人又拗不过有罪派。
在这里，关于这两个案子的争议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主张有罪的人不敢对他们作无罪处理，虽然给他们定罪没有依据，不定罪法律却有明文规定。
　　此时就考量我们的司法人是不遵守法律的规定了。若遵守法律的规定，就是守法的司法。若不遵守法律的规定，就是不据法司法。
　　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认为，不据法司法（justice without law）“是一种根据主导的善的感觉的司法，它不受规则的限制” 。博登海默指出，“如果法官都是些能凭直觉或万无一失的本能便始终在各个案件中发现正确的判决的圣贤，那么施行一种‘不据法司法’的做法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在一个人们极易犯严重的判断失误的不完善的社会中，这却是行不通的” 。
　　毋庸置疑，我们的法官不可能是庞德所说的“圣贤”，其“自由心证”不可能万无一失，完全正确，所以，他们审理刑事案件的活动及判决一切都得按规则进行，即按照现行的法律进行。法有明文规定，许霆的行为是犯罪，就判他有罪。法无明文规定有罪，就判无罪。其实，这也是法官最符合效率的方法。至于量刑的轻重，是下一步的事情了。只有找准了合适的罪名，才谈得上量刑轻重的问题。
　　所以，出现法无明文规定，而人们又觉得是犯罪的行为，只能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司法处理。这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样做，刑法和刑诉法均有明确的规定。我已经多次重复引用，这里不再重复引用。
　　如果人们认为法律的规定落后于形势，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提出立法建议，请求立法，或请求权力部门进行法律的解释。任何个人，包括法官、检察官和法学专家都无权进行法律的解释。如果他们解释了法律，并且司法实践仿照他们的解释进行了相应的司法处理，就是违背了法律的根本的规定。

四、 我国刑事法律的立法权与解释权

　　先说刑事法律的立法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法律” 。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
　　再看对法律解释的相关规定。
　　“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可见，刑事法律的解释权不属于法官。
　　哪些人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呢？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
　　法律解释需要经过哪些程序？
　　第一步，拟定法律解释草案：“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