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判之公正与效率问题探讨

内容提要：
肖扬院长以法学家的胆识和超前的眼光提出：“人民法院在二十一世纪的主题就是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的确定，不仅是对新中国五十年司法审判经验教训的总结，而且对推进我国依法治国和司法改革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

公正与效率作为法院工作主题，适用于民事、刑事和行政三类诉讼，行政审判的公正与效率与刑事、民事审判总体上都适用“没有司法公正就没有司法效率，没有司法效率也就没有司法公正”，或者再确切地说，追求有效率的司法公正是审判须遵循的一般性规则。但在这三大类诉讼当中，公正与效率各自的内容及价值标准却存在较大差异。由于行政诉讼中诉讼主体的特殊性，使得行政审判具有了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监督、评价职能，而其结果通过各种渠道反馈到行政机关和社会大众之中时，一方面在保护了群众合法权益的同时，使其形成或深化了对国家权力机关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对行政机关的一种督促，促使其自我审视，保障依法行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审判的公正与否、效率高低，与依法治国的进程具有最直接、最密切的关联。

一、我国行政审判现状及其原因

当前制约和影响行政审判公正与效率的因素多而复杂，如社会因素，法律制度因素等等，都对行政审判的公正与效率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在这一系列因素当中，现有制度落实的不够彻底这一因素则显的格外突出。总的说来，影响行政审判公正与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转型期社会大变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从我国的市场经济到各个方面都要尽快适应WTO的需要，经济关系重新调整，不仅变化快，而且变动大，一方面使市场经济秩序一度混乱，另一方面也使行政机关不能给自己准确定位；改变原经济主体间的关系及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法律关系调整与之适应，但从目前来看相对滞后。
2、行政审判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机制与手段,很长一段时间不为人们所熟悉与认可，旧机制与手段的干扰严重，政策调整与法律调整并存，破坏了行政审判环境，特别是传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行政审判的开展。
3、合议制度形式化，从立案到裁判，均由承办人一人操作，合议制度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4、审判组织行政化。在审判实践中，合议庭的裁判意见，往往要经庭长、分管院长甚至审判委员会层层批准，形成了审判工作层层负责的不正常的审判体制。这种行政化审判模式违背了《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合议制度的规定，在弱化了合议庭职能的同时，也在人们当中形成了一种错误观念，认为案件的审理结果寄取决于庭长、院长等领导身上，“有事找领导”，而不考虑法律如何规定，就是这一观念的典型表现。这种组织模式不但破坏了合议制度，也是对司法独立原则的否定。
5、预备庭制度形同虚设。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一审行政案件开庭审判规程（试行）》（征求意见稿）第25条第1款规定：“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合议庭可以决定召开预备庭。”预备庭制度的实行对于法官在行政案件开庭之前掌握案件的争议焦点，有效指挥庭审，提高庭审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法官早已习惯了 “一步到庭”式的审判方式，只在庭审前简单确定一个审查重点，一切难点与疑点均在庭审过程中发现并解决，一旦发生异常情况便难以掌握，甚而使整个庭审失去重心与方向。

二、对如何提高行政审判公正与效率问题的探讨

法院审查判定任何一点肯定与否定都是极为困难的。然而保证行政审判的司法公正与效率，既要保护每个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公共秩序与公共利益，保障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要求“法官必须审慎处置每一个变动中的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变革中的社会关系，精确权衡公正度，选择实现最低成本的最佳点”。这是国家赋予的职责，也是人民的期盼。对于如何寻找这一“最佳点”，笔者认为必须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切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干警队伍建设。
法官相对于立法者和学者而言，对法律问题的了解更直接、更具体。只有法官才能通过法定程序和审判技术，协调各种利益，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就显得至关重要。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新课题不断涌现，我国目前法官队伍素质的现状已越来越不适应“公正与效率”这一司法主题，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已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首要任务。笔者认为，要真正完成这一任务，至少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最大限度提高现有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基于我国现有法官队伍老龄化程度较高，接受和研究新问题的积极性相对较差，所以对现有人员的培训应坚持“专业化”原则，搞行政审判的就进行行政审判理论及业务培训，“术业有专攻”，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真正成为“专业化、专家型”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与潜能，否则就是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二要根据《法官法》的规定，切实把好进人关，关键是落实好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坚决堵住法官队伍的进人漏洞，否则我们在提高法官队伍素质上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流水。同时要注意新老结合，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对进入法院的新同志要加强引导，在老同志的帮助下加快其成长，使其尽快成为可利用资源。
2、克服审判行政化，强化合议庭职能。
合议庭职能的强化主要集中在收案权和裁判权两个方面。强化合议庭的收案权，就是由合议庭独立行使收案权，除疑难、复杂案件，是否收案由合议庭合议后决定，摒弃因人、因权、因案而决定是否收案和由主管院长批准收案的做法，切实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强化合议庭的裁判权，就是合议庭多数成员的意见即为裁定、判决意见，取消那种对裁判意见层层汇报，层层审批的行政手段，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当然，强调合议庭职能的强化并非否定审委会等其它司法制度。对新型、疑难、复杂案件，争议较大的案件，可以由主管院长或院长经与行政庭庭长研究后，指定政治和业务素质较高的法官组成合议庭，甚至由院长担任审判长来对案件进行审理；对需报审委会研究的案件，还可以组织审委会成员亲自参加旁听，以使裁判意见的研究更具针对性。
在审判上的行政管理制度（笔者称之为“审判监管”制度）与合议制度，二者即要相互制约，又要相互配合，各自在其自己的职能范围内独立行使职权，才能有效维护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这种工作方式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难度，这种适应过程甚至也是“痛苦”的，但历史证明，痛苦一直都是作为改革的附产品而存在的。当我们痛定思痛，回首司法改革的历程时，就会发现我们所经受的每一次“痛苦”，都是对“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的最大贡献。
3、不断完善预备庭制度，努力提高庭审质量。
长久以来，基层法院在召开预备庭过程当中，只是简单的确定如下几个问题：主持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向当事人送达证据复印件；送达答辩状；询问是否有证人出庭；确定开庭时间。四步走完之后，预备庭便告结束，从而违背了最高院《第一审行政案件开庭审判规程》中关于召开预备庭的规定的原则精神。
预备庭制度渊于美国，称为“审前会议”（我国一些基层法院仍延用这一称谓），最早用于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主要任务是在庭前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协商和确定。美国法院审前会议制度的功能要比我国预备庭制度的功能强大的多。各方当事人在审前会议中的行为直接影响其在庭审中的权利与义务。在一定意义上，美国用于民事案件的审理的审前会议制度，是作为庭审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存在的。在美国的行政诉讼中，预先听证会制度相当于预备庭，但由于完备程序法的存在及其“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适用，这一制度实际上并不经常得以适用。但在我国，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关键是行政程序方面的欠缺，使行政管理相对人在调取证据方面存在很大的难度；复议与诉讼自由选择制度的适用也使得行政机关不重视证据公开，“增加行政透明度”成为一种口号，在实际上降低了，甚至剥夺了行政管理相对人获取证据的可能性。而正因为这些缺陷的存在，使我国预备庭制度确立显得尤为重要，并需要不断的加以完善。通过对行政审判的实践和观察研究，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改革现有的预备庭制度：首先进一步确定各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确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基本情况，对其中不合法的事项要求补正，以防止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对主体资格问题提出异议，破坏庭审程序的正常进行。其次，进一步规范证据交换。行政诉讼中，被告提交的证据多为复印件，对此原告往往提出异议。为此，笔者认为可以要求当事人在预备庭当中提供证据原件与复印件，在对方当事人核对复印件与原件无异后，可将原件撤回，以避免在庭审中对复印件提出异议，又因一时不能提供原件而导致复庭质证，即增加诉累，又浪费了审判资源。再次，对证据在各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初步质证，分清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以及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对有争议的证据，分清是对证据的形式要件有争议还是对其实质要件有争议。对形式要件的争议，尽力在预备庭当中或在正式开庭前予以解决。通过各方当事人对事实和证据的认证，可以准确确定案件争议焦点和案件审查的重点，提高庭审效率。最后，还要作好预备庭笔录，真实记载开庭过程，尤其是对事实和证据的认证部分，交各方当事人确认后签字，对预备庭当中确定的事项予以最终认可。在这里也产生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那就是如果当事人对预备庭当中所确认的事项，在庭审中又予以反悔，或提出相反的意见，则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笔者认为，预备庭既然作为一种制度合法存在，则各方当事人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便产生直接影响其诉讼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效果，并且当事人也应该为自己的行政承担法律后果。所以，对当事人的这种矛盾行为，法庭应予驳回，不予认可。预备庭制度的存在无疑是对庭审的一个有效补充，但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作用，提高行政审判的公正与效率，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深入、认真探讨的问题。
4、强化询问式的庭审方式。
在行政诉讼中，抗辩式的诉讼方式正成为一种潮流，被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所接受和认可。笔者认为，将这种广泛用于民事诉讼中的审判方式引用到行政审判当中并大力予以推广，是与行政诉讼的特性相矛盾的。在民事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只要通过抗辩对争议的事实达成一致意见，法庭即可予以采纳，这即充分尊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同时又提高了审判效率。但行政诉讼法及行政诉讼的自身特性都决定了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官要对整个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全面审查，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其抗辩范围。在这一点上，抗辩式的诉讼显然不能满足行政诉讼的这一要求。在行政诉讼中，如果让原告通过抗辩去询问被告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基于我国传统的行政习惯，不但难以获得积极、准确、真实的答复，而且容易使庭审失去方向而变得紊乱不堪，在某些依法行政意识相对较差的地区，甚至出现了被告当庭拘捕原告的事情。所以笔者认为，询问式的审判方式更适合于行政审判工作。通过审判人员对被告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法律依据，以及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的主动询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逐渐明朗，不但使整个庭审层次清晰，重点突出，而且使各方当事人易于掌握查证辩论和庭审重点，了解自身在该诉讼中的优劣。正因为各方当事人对整个庭审的脉络有了大体了解，对该案的诉讼有了一个基本认识，从而对法院的裁判结果也容易接受。
5、理顺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公正与效率是新世纪司法工作的主题，但是，只有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才是这一主题的真正含义。不讲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善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基于我国的行政传统，对于一般性的纠纷，行政管理的相对人一般不愿进一步争执，而行政纠纷一旦到了诉讼阶段，一般来说，矛盾都比较尖锐，并且行政纠纷大多都已经过复议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相对人把法院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后手段，希望通过诉讼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在通过复议程序之后，也希望通过司法程序使行政管理目的得以尽快实现，这种矛盾在近几年显得特别突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大规模开展，城市规划方面的行政纠纷呈明显上升趋势，如何在这一类案件中体现“公正与效率”这一新世纪司法主题的价值，值得我们每一位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同志进行深刻思考和探索。其实公正与效率是相辅相承的。法律作为社会制度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必须符合特定社会制度的首要原则——社会正义原则，同时法律又必须能够为追求最佳社会效益提供利益方案。讲求司法公正与效率就是司法过程中对社会现实利益选择的结果。在行政诉讼中，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就是即要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要保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三、结语

公正与效率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相比，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联系更加紧密；最大限度的实现行政审判的公正与效率，不但能够保护群众的合法利益，实现行政法保护“弱者”的司法理念，而且能够有力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保障行政机关依法高效行政，增加行政机关执法的透明度、可信度，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使各项政策、任务能够得以顺利实施，更为重要的是使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受到法律的监督，促进依法治国进程。对人民法院来说，最大限度的实现行政审判的公正与效率，对重塑人民法院的光辉形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公正与效率”这一新世纪的司法主题对行政诉讼内在的、本质的要求。作为司法队伍的一分子，我们有义务为满足这一要求而共同努力。


我国商业贿赂现状的法律分析

汪晶


『摘要』据国际机构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表的报告显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商业贿赂情况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商业贿赂给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虽然对商业贿赂的规定在法律上并非空白，但是法律规范的零散性足不能应对如今商业贿赂现象的严重性与复杂性，随着国家对反商业贿赂的日益重视，出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反商业贿赂法是适时与必要的。
『关键词』社会危害；商业贿赂；构成要件；反商业贿赂法
The Legal Analysis about Commercial Bribery in China
Wang Jing
(Law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from international agency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hina is one of the more serious countries about commercial bribery problem in the present world .The commercial bribery has brought much serious harm to economy and the whole society. Commercial bribery is not blank in China’s legal system, but the legislation is scattered. Therefore it can not be applied to solve the more gravity and complexity phenomenon of the present commercial bribery. With the country’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anti-commercial bribery, it is the time to legislate an anti-commercial bribery law.
Key words: Societal harms; Commercial bribery; Constituent conditions; Anti-commercial bribery law
2005年，全球最大的专业性诊断试剂公司——美国德普（DPC）在中国天津的子公司因为对中国的医院人员行贿而遭到了美国《反海外贿赂法》的制裁，受到高达480万美元的罚款。这样大型的跨国公司因为在中国行贿受到处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为什么以成熟的经营理念与方式营利的跨国公司也会走上行贿之路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也融入了中国的本土观念，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中国一些行业特别是医药行业中的“潜规则”，从业者已经陷入了“谁不给就出局”的“囚徒困境”。
一、商业贿赂在我国大行其道的原因及社会危害
（一）原因分析
据报道，2000年至2005年上半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各类商业贿赂案件13606件，案值达52.8 亿元，罚没款约8.1 亿元。如果再加上那些尚未被查处的，商业贿赂在我国的严重性可见一斑，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原因。
1． 社会体制原因
可以说，商业贿赂是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才有的，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企业在产品生产、销售和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全部由国家计划部门来安排。流通领域里，国营商业与供销部门均需严格按国家规定的进销差率进行，一直从货源供应到批发、零售的一系列流转活动。由于企业的产、供、销各环节均受国家计划调节，企业本无经营自主权，再加上国家对企业与市场又实行严格的行政管理，所以没有商业贿赂的必要性。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有了经营自主权，产品的流转依靠市场的反应，为了使得自己的产品打入市场，获得更高的效益，一些经营者开始采用商业贿赂的形式，久而久之，在一些行业，商业贿赂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了。另外，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又很不成熟，政府的干预较多且缺少透明度，在原料和辅助材料短缺的条件下，以各种手段获得行政的支持、获得项目、获得特许、获得物资成为必要和可能，这就为商业贿赂中更为严重的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
2． 思想认识原因
很多时候，企业在进行商业贿赂的行为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他们认为要使自己的产品推出市场就有必要给他人一些“好处”，这样的“好处”是约定俗成的。例如不少企业把法律明令禁止的回扣行为与正常折扣混为一谈。在工商部门查处时，拒不承认自己的回扣事实，对回扣造成的社会危害更是不以为然。有的企业甚至把工商部门的正常执法行为告上法庭。不仅企业对商业贿赂的认识模糊，整个社会对此的认识也是不清晰的，很多人虽然知道了有类似行为的发生，但他们也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不会因此而向工商部门举报或提供线索。
3． 法律制度原因
首先，在立法上，我国有关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这些法律法规对商业贿赂的规定不仅零散而且简单，给那些想进行商业贿赂的人有了可趁之机。其次，在执法方面存在多头执法的情况，有时候几个部门都对商业贿赂进行管理，有时却没有一个部门理睬，使很多商业贿赂不能被惩处，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商业贿赂的盛行。第三，在司法上，主要是当商业贿赂严重到触犯刑法时，由于取证难等原因，使商业贿赂在定罪量刑上出现了疑难。可见，我国对商业贿赂在法律方面是存在较大的缺陷与漏洞的。
（二）商业贿赂的社会危害
1．商业贿赂作为一种不正当的竞争方式，首要的危害就是破坏了正常的交易秩序，阻碍了市场竞争机制正常地发挥。它使在经营中坚持诚实信用原则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影响了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影响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2．商业贿赂的存在令经营者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使得本来就处于弱势的消费群体增加负担；更为严重的是商业贿赂会使一些劣质产品流入市场，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利益，特别是在医疗行业，更会损害消费者的健康乃至生命。
3．商业贿赂使很多交易转为地下，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据有关部门资料显示，建筑企业每年的经营费用约占营业额的2%至3%，而其正常的费用范围仅仅在0.3%至0.5%之内。在全国药品行业，由于商业贿赂每年流失的国家资产即达7.72 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的16%。
4．商业贿赂中的权钱交易加剧了社会腐败的泛滥，为犯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有人行贿就必然有人受贿，在我国受贿的主要人员还是那些有着公共权力的人，商业贿赂使得这些人可以不顾法律走上犯罪的道路。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就是一个典型范例，案件中共有600多个涉案人员被审查，近300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其中，有近200名党政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近150名党政干部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5．商业贿赂之风越吹越大，削弱了我国吸引外资的能力，破坏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就“德普”事件来看，德普公司因为行贿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但是受贿的我国医院却未有惩处，这必然令外国企业觉得进入中国市场的尴尬。一方面，要进行商业贿赂才能在中国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又要时刻担心会受到自己本国反海外贿赂法律的重惩。
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商业贿赂的规定
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商业贿赂是应被禁止的不正当行为，但未在法律中使用“商业贿赂”一词，并且规定也相当简单与模糊。为此，199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其中首次明确使用了“商业贿赂”一词，并对相关概念有较为明晰的规定，因此本文将对《暂行规定》中的商业贿赂作一阐述。
（一）商业贿赂及其构成要件
《暂行规定》第2条第2款规定，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该定义较为准确与简洁，但对以排斥竞争对手获得交易机会这一商业贿赂的本质特征却未能在定义中予以揭示。另外从狭义来看这里的商业贿赂仅指商业行贿，此亦可用反证法说明之，即如果将《暂行规定》对商业贿赂的定义中“贿赂”换为“受贿”，是显然无法理解。另外商业受贿的目的并非为了占领市场，获取竞争优势，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各种需要，其行为本身不具有反竞争性。因此它不构成竞争法上的商业贿赂，原则上应由其他法律如行政法、刑法来调整。由此可知，竞争法意义上的商业贿赂一般仅指商业行贿。 当然，由于行贿与受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必定是相互关联甚至是互为前提的，司法实践中若人为地将两者割裂开来显然是教条主义，也不利于司法救济。因此《暂行规定》特设专条明确两者可并案处理。 但笔者这里对商业贿赂的定义是作广义理解的，此也可以是为了行文的方便。
从定义来看，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包括：（1）主体是行贿者和受贿者，很明显行贿者是经营者，包括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其中法人不限于企业法人，还包括依法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是指依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个人包括作为经营者的个人，例如个体工商户等。对于受贿者条文中虽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根据定义可以界定为“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并不局限于交易行为的对方单位或个人，还包括有关交易关系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甚至可以包括政府机构及其官员。 （2）主观上必须是故意，其目的是获得交易机会或更多利益，并排除诚实的同行竞争者。如果贿赂的目的不是销售或购买商品，如为了解决户口、私放罪犯而行贿受贿等就不是商业贿赂。（3）客体也就是商业贿赂采取的手段即表现形式，《暂行规定》中明确了财物和其他手段，这在下文中具体介绍。（4）客观后果是造成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损害了诚实经营的经营者的利益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二）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
《暂行规定》中明确了商业贿赂的手段即表现形式包括两类，财物及其他手段，财物是指现金和实物，包括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假借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名义，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等方式，给付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其他手段，是指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虑等给付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的手段。这里主要介绍几种实践中常出现的且在《暂行规定》中明确列举的：
1．回扣
《暂行规定》第5条将回扣定义为“经营者销售商品时在帐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这里强调的是“帐外暗中”，它是一个不能分割的特定术语，其实质涵义归根结底是不在法定帐上依法记载。 这也是与折扣相区分的重要点。还要注意的是回扣的主体只是经营者中的销售者，回扣的收受人只是“对方单位或个人”，不包括第三人，否则可能系一般意义上的商业贿赂或佣金。另外作为回扣的客观方面的手段只能是财物，不应包括其他非物质利益。因为回扣的本质在于“回”，即系由对方支付的价款(或变相的价款)中按一定比例列支的，显然已是用货币作了衡量，因而只能是现金或有价物，若将无法用货币形式折算的非物质利益纳入其中，则必然造成概念的混乱。 因此《暂行规定》中将回扣的表现形式界定为“现金、实物或其他方式”是有不妥之处的。
2．折扣
根据《暂行规定》，折扣即“商品购销中的让利，是指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以明示并如实入帐的方式给予对方的价格优惠，包括支付价款时对价款总额按一定比例即时予以扣除和支付价款总额后再按一定比例予以退还两种形式。”反映在会计制度上就是商业折扣和现金折扣。折扣和回扣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是二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折扣原则上是合法的，是一种商业惯例，但回扣都是非法的。一般都将帐外暗中作为区分折扣和回扣的关键，但在实践中很容易出现许多表面上取得合法形式的所谓“折扣”，他们的后果和回扣是一样严重的。因此折扣和回扣的本质区别在于折扣的给予是事出有因的，经营者之所以给消费者以折扣，是因为消费者也向经营者提供了实质意义上的利益，如老客户、现金支付等。除此而外，折扣通常发生在日常消费品领域，而回扣可以发生在各个领域和各个经济层次。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是不完善的，对折扣应该有更为全面的规范，包括折扣的财务处理、确定折扣的比例，使折扣和回扣两者最本质的区别能真正体现出来。
3．佣金
《暂行规定》第7条规定了商业贿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佣金，“是指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给予为其提供服务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中间人的劳务报酬。”这里首先涉及的是“中间人”的法律地位问题，从定义看“中间人”必须是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人，否则将直接构成一般意义上的商业贿赂。不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中间人为他人提供服务而收取佣金属无照经营。这是佣金与回扣、折扣的最大区别。另外收受佣金必须明示并如实入帐，但《暂行规定》对没有明示并如实入帐收受佣金的情况却没有说明，其实这种情况是比较复杂，因为它可能构成商业贿赂行为，也可以是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应进行个案分析。
4． 附赠
在商业领域附赠是被认为一种合法的促销手段，但若对其不加以规范仍会出现
商业贿赂的现象，因此《暂行规定》第8条对附赠作了规定。但没有界定附赠的涵义，按照通说，附赠是指经营者在商品交易中，附带地向交易对方无偿地提供一定数量的现金和物品的行为。附赠的对象既可以是经营者，也可以是消费者，从《暂行规定》来看只是限于经营者，对经营者向消费者的附赠是否为商业贿赂并没有规定。从近几年的商业实践来看，许多附赠行为都是经营者针对消费者而采取的，有些附赠的赠品价值往往和商品价格相差无己甚至高于商品价格，而消费者也是由于受到赠品的影响才去购买商品，这实际上对消费者已产生了不正当的引诱，使建立在质量、价格、服务基础上的竞争机制遭到破坏，影响了社会的公平竞争，其本质上和商业贿赂没什么区别。因此，我国法律非常有必要对向消费者进行附赠的行为也进行一定的规范。另外考虑到赠送小额广告礼品已成为商业惯例，对竞争秩序构不成危害，因此《暂行规定》对此作了例外处理。
三、我国反商业贿赂法的制定趋势
商业贿赂成为“潜规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也感觉到了商业贿赂带来的巨大危害，它虽然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却不会停步在经济领域。一个盛行商业贿赂的社会，绝不是一个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为此，国家将2006年作为治理商业贿赂的关键一年。新年伊始，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把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当前反腐倡廉要重点抓好的六项工作之一加以强调。在随后的中央纪委公报中，将反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中央的反腐败重点。接下来的2月15日和24日，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对“治理商业贿赂”进行了部署。与此同时，一份由中央纪委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下发到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为治理商业贿赂而由中央纪委牵头成立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其成员也由原来的18个部委扩充到22个部委。各地各部委齐声响应，打击商业贿赂之风呈现出如火如荼之势。商业贿赂的治理是困难的，需要各个方面的协调与配合，包括舆论的有效宣传，各行各业的专项治理等等，其中更重要的是法律的支持，虽然目前的《暂行规定》对商业贿赂有了界定，但其立法层次实在太低且内容不够全面完善，因此应当制定一部层次高内容全的反商业贿赂法，以维护正常的竞争环境。
因此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对商业贿赂作更为全面的规定，明确商业贿赂的定义和构成要件，扩大受贿方的主体范围，不局限在国家工作人员，让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医生等可以行使一些公共权力的人也能规定在反商业贿赂法中，这样才不会出现“德普”事件中的中国医院人员未受到严厉处罚的情况。其次，针对我国特有的多头执法的现象，应该在反商业贿赂法中加以明晰，未构成犯罪的商业贿赂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执法，构成犯罪的由检察机关进行统一立案侦察。另外，在法律责任方面可以实行更为严厉的处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缺一不可，这可以使执法机关根据商业贿赂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决定处罚的种类及方式，采取从较轻的行政处罚到民事责任直至提起刑事诉讼的具体措施。
从另一方面来说，随着我国经济“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经营活动扩展到海外。我国已经发生了通过贿赂行为与东道国官员进行勾结，取得某种当地身份，将国有资产或股份制企业的财产转移到境外的实例，这些行为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如果制定了海外反贿赂法，就可以对我国企业和个人及其境外分支机构、离岸公司进行及时有效的法律监管，杜绝上述情况发生，从而保护我国的经济安全。而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尚无针对我国成员在经济活动中向国外主体行贿的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