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的再思考
叶文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规定“以被执行人为债务人的破产申请的；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的标的物是其他法院或仲裁机构正在审理的案件争议标的物，需要等待该案件审理完毕确定权属的；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仲裁裁决的被申请执行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请求，并提供适当担保的。”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执行。
执行中止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因发生某种特殊情形而使执行程序暂时停止，待这种情形消失后，执行程序再继续进行的。执行中止原本是审判程序中一项程序性措施，也是一项既体现法治严肃性，又体现人文精神的法律制度。然而，不知何时开始，人们开始忌讳这个名词，千方百计想找个能避“中止”之嫌的名词或名称来代替它，终于从我国台湾省司法中找到了一个原型，即“债权凭证”。“债权凭证”既能证明债权存在，又能中断执行时效，更重要的是能终结执行程序，提高一直困惑着人们的结案率。因此，当它被提出来的时候，许多地方如获至宝，特别被人们看中的是能极大满足一些人想象中的那种“结案率”。然而，当人们很快透过表面的现象，对执行中的“债权凭证”不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特别是在浙江、北京等地的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中广泛推行“债权凭证”制度时，笔者认为更有必要对“债权凭证”和“执行中止”作一次再思考。
一、“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概念与本质特征
执行中止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因发生法定事由或某种特殊的情形，使执行程序暂不能进行而中断执行，待中断事由消失后，执行程序再继续进行的一项程序性法律措施。它既是一种程序性法律措施，又是一种体现人文精神的强制措施，也是一种调节司法资源的调节方式，同时又体现了实体的法律意义，既保护了申请人的执行时效，又保护了被申请人的最基本权利，也可以说，执行中止很直观体现了上述的本质特征。
而“债权凭证”则不然，从一些报道上看到的，所谓的“债权凭证” 制度是指在实现金钱债权的执行中，经人民法院执行机构采取措施，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由人民法院发给债权人一种书面凭证，证明其债权存在并明确未执行的债权数额，待发现债务人的财产后，债权人可依该凭证再次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制度。“债权凭证”是指在“债权凭证”制度中，由人民法院发给债权人一种书面凭证。从本质特征上看，债权凭证与判决书虽均由人民法院制作的，但有着重大区别，从体现内容来看，债权凭证只是一种债权的书面证明形式，是执行程序终结的延伸产品，而判决书则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作出评价的法律产品；从效力来看，债权凭证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国家强制执行力；从执行时效来看，债权凭证不受执行时效的限制，而判决书则受执行时效限制；从内容来看，债权凭证不作任何的说明，只对债权的数额进行明确，而判决书则是法律的智慧产品，富有逻辑性和论理的缜密性；从形式来看，债权凭证没有统一规范格式，而判决书则具有统一的行文严格要求。从上述进行比较，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判决书的替代品，直观上就让人产生许多深思的问题。
二、“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的功能性比较
从自身具有的功能上讲，执行中止是执行过程的一种中断措施，自身具有独特的法律意见，首先，从法院职权来讲，执行中止是法院执行机构在穷尽执行措施后，它保护了申请人的执行时效，也保护了被申请人最基本权利。
而债权凭证首先是证明债权存在，这是债权凭证的首要功能；其次，终结执行程序。由于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在已经启动或者即将启动的执行程序中，即使执行机构继续采取执行措施，债权人的债权也不可能实现或者不可能完全实现。于是，执行机构在发给债权人书面凭证的同时终结执行程序，防止国家权力资源的浪费。发给债权凭证并及时终结执行程序，体现了民事执行的高效原则。第三，中断执行时效。执行程序因执行机构发给执行凭证而终结，民事执行的时效也因此中断并重新开始计算。
从上述功能作用来看，债权凭证似乎比执行中止具有更大的作用，但从法理上讲，债权凭证这些功能是不能实现的，是人们根据自已的愿望给它强加上而已。
三、从字眼功能上分析，“执行中止”是法律自然语言，而“债权凭证”则是人工语言。
由于法学研究和法律制度的载体都是自然语言而非人工语言，所以法学研究必然要受到所使用语言载体的限制；自然语言因为来自人类生活的经验积累和约定俗成，必然带有一定的自然性和稳定性，从原则上排除不确定性的存在，当然这也不是完全排除法律术语的含义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作为抽象客观法律现象的语言本身应当明确其所指代的客观实体。在“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比较中，“债权凭证”的语义显得十分模糊，甚至与其它的国债凭证、股票凭证、企业用的有价证卷和凭证等等混淆的语词共存于一个债权属性的领域，而且日常生活中又广泛使用这些近似的词汇，进而更加重了“债权凭证”语义的混乱。正是由于这种语义上的模糊，“债权凭证”的性质和意义原则常常受到干扰，甚至导致许多理解上的根本性差异。近年来，许多学者把“债权凭证”作为单纯词或合成词加以语义分析，从抽象现实法律现象的角度出发给其确定含义，但分歧颇多，概念上的模糊仍然不能避免。因此说，在体现相同法律结果和相同法律意义的情况下，使用原始定义和法律技术上更为贴切的自然语言或法语则是法律文化的需要。因此，要使这种法律文化混乱状态不能再继续，不仅仅应当对“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再定位和再思考，而且还应当扩展到司法其他改革上，也应当谨慎选择，不能随意造法语造法言。从某种程度上讲，许多问题会混乱都纠缠于这一点，所以，笔者认为，“债权凭证”只能回归于自然属性的地方，根植于法律债权领域，而不能以司法诉讼行为形式存在于的司法的过程中，这也是第一位的问题，是解决其他症结的先设条件。
四、“执行中止”是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而“债权凭证”作为执行措施则缺乏法律依据
司法诉讼行为是法定性的行为，司法程序之所以显现如此重要，就因其是实体公正的最直接体现形式，而“执行中止”作为程序的措施是依“三大诉讼程序法”规定和司法活动过程之需求而产生和存在，在司法过程中，如果缺了“执行中止”，那整个司法过程体系就会支离破碎，并无法进行下去。执行中止作为司法活动的一个环节，它所体现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法定性原则，即执行机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执行，必须从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中选择执行方法与手段，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执行，不能采取法律没有规定的措施实现债权人的债权。至于执行中止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直接规定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下称《若干规定》第102条又对适用情形作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若干规定》第104条又对执行中止恢复执行的情形进行了明确。因此，可以说执行中止操作的每个细节，法律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是有理有据的行为。
而对于债权凭证，它原来的自然属性只是一种债权，并不是什么司法行为，要改变其自然属性必须要有法律论据，从现行的法律来看， “债权凭证”所被赋予的司法内涵，是没有法律依据。换句话说，“债权凭证”是在一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是人们想回避一种执结率矛盾需求下而应运而生，它自身不具有代表任何的法律意义实质，如果人们强制赋予它在执行中所需要的法律意义的话，结果只能造成法理上的矛盾和冲突。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也均没有规定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有权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以终结执行程序。严格说来，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无权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而且，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债务人确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只能作为中止的法定事由，而不能作为终结执行的法定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也已经明确“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作为中止执行的事由，而不是将其作为终结执行的事由。此外，根据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一旦裁定终结执行，执行程序就永远不能恢复，而“债权凭证”可以作为执行根据再申请执行，显然与现行法律的规定相冲突。因此，当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时，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并因此终结执行程序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有违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法定性原则。
五、“债权凭证”无法替代有司法最终权的“判决书或调解书”根据“司法最终解决”的法理原则，法院对纠纷所作的裁判是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最权威的裁断，而且这种裁判具有极大的确定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更改或废弃。
而根据“债权凭证”制度，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应向债权人颁发书面凭证，等发现债务人有财产时由债权人再申请执行。此时，债权人申请以及执行机构执行的依据只能是“债权凭证”，而不是原生效的裁判。从这个规定来看，原来的判决书被执行机构以替代形式否定了，并产生一个延伸产品“债权凭证”，法律上允许这样做吗，显然执行机构无权这么决定。因此，原生效裁判的效力并没有因颁发“债权凭证”而消灭，这样就产生了同一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存在两个重叠的执行根据的现象，而且执行的并不是法院的裁判，而是后来颁发的“债权凭证”，这显然是对法院裁判权威性的破坏，对裁判确定力的动摇，在法理上是难说通的。
六、“债权凭证”制度与其他民事执行制度是重叠，没有实际法律意义。
应当说，民事执行中的“执行依据”、“执行中止”、“执行终结”与“执行恢复”制度已经具备“债权凭证”的三种功能，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再设立“债权凭证”制度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法律意义，它的设立倒有画蛇添足之嫌。
首先，“债权凭证”是将来再次申请执行的依据，实际上也就是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功能，从法律制度设计上考虑，根本无需在生效法律文书之外再专门颁发“债权凭证”。生效法律文书的基本内容就是记载当事人之间的确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包括证明债权人债权的存在及其具体数额，而“债权凭证”是无法与生效法律文书相比的，它只能证明债权的存在，至于债权人的债权是否能按既定的执行程序来实现，债权凭证本身更无法直接来实现，而只能起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来判断。例如，债权人主张通过执行程序来实现其债权的，应当出具生效法律文书，否则其主张不成立；债务人主张其债务已经履行的，应当出具债权人签发的收据或其他证据证明，否则其主张不成立。简单地认为持有“债权凭证”就可以通过司法执行程序来实现债权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
其次，终结执行程序应当通过执行机构依据法律规定制作书面终结裁定书来实现，无需“债权凭证”标示。原则上说，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尚未实现的，执行程序就不能终结，一般只能中止。至于执行程序的终结是属于执行程序中的重大事项，执行机构必须作出书面裁定，以体现执行程序的严肃性，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债权凭证”本身并不能也不应当发挥终结执行程序的功能。
再次，执行时效中断是执行中止本身具有的功能，中断执行时效是通过债权人申请执行而实现的，只要当事人有申请，执行就再不受执行时效的限制，只要申请执行依据的内容未实现，执行时效就不会对其发生作用，而按“债权凭证”的规定，债权人只要收到“债权凭证”后，执行程序就终结，执行时效重新计算。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双方当事人都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执行的期间为6个月，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申请执行的期间为1年。也就是说，债权人最长在1年内必须再次申请执行，否则就会超过申请时效。而要在1年内实现债务人的经济复苏，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再申请执行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拿到一张新的“债权凭证”，并可能如此反复多次。这样，“债权凭证”制度不但没有实际效果，反而既加重当事人的负担，加重执行机构的负担，甚至还可能使债权人超过再申请执行时效。因此，“债权凭证”可以中断执行时效之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没有法律意义。
综上所述，“债权凭证”与“执行中止”相比，不但不会产生积极的正功能，而且可能产生消极的负功能。最为明显的就是，这种制度可能为执行机构怠于采取执行措施，疏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袒护债务人甚至办关系案与人情案提供合法外衣，降低民事执行的效率与效益，损害执行机构的权威性，造成新的执行难与乱。 因此，对“债权凭证”的推行应当再思考，笔者建议在法律制度没有修改或到位前，应当缓行。
广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委托审批管理规定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穗府〔2003〕8号
印发《广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委托审批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广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委托审批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广州市人民政府
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广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委托审批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适应我市对外开放新形势的需要，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外商投资企业，是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其他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
本规定所称委托审批，是指市政府将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权委托给下一级行政机关行使。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权的委托和监督管理以及委托后的审批程序，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广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外经贸主管部门）主管全市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工作，负责组织实施本规定。
计划、经济、城建、财税、工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实施本规定。
第五条 市政府鼓励境外投资者在本市进行符合国家和本市投资方向及产业政策的投资。
第六条 市政府在国务院授权和国家、省有关部门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委托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出口加工区的管理委员会和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及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以下统称受委托机关）按属地管理原则审批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不含3000万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和允许类外商投资企业项目。
前款规定以外的外商投资企业，由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批。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程序和办法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市政府根据广州经济发展需要和国务院授权审批权限的变化情况，可以适时调整委托审批权限或撤回对受委托机关的委托。
第七条 受委托机关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设有专门的具体负责审批工作的部门；
（二）具有2名以上经培训并考核合格，持《广州市外商投资审批工作人员上岗证书》的审批人员。
第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受委托机关，经市外经贸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市政府可委托其以市政府名义核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一）具备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条件；
（二）其审批工作部门配备有专门的计算机网络设备；
（三）有2名以上经培训合格的专门从事计算机操作的工作人员；
（四）计算机操作系统应与市外经贸主管部门联网。
第九条 市政府向受委托机关委托审批或核发批准证书， 以签订委托责任书的方式进行。委托责任书载明委托范围与权限、委托期限、委托要求、第一责任人和违反委托约定的责任等内容。
第十条 受委托机关不得将受委托的审批权或核发批准证书权再委托其他单位行使。
第十一条 投资者申请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应当依照本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向投资项目所在地的受委托机关或市外经贸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报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文件、材料。
受委托机关应当在收到全部申请设立文件、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或者初审上报的决定，并报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
投资者报送的文件不全或者有不当之处的，受委托机关或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可要求其限期补报或者修正。
第十二条 申请设立超出受委托机关审批权限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收到申请的受委托机关应当报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处理。
涉及配额、许可证的外商投资企业项目，受委托机关应当在作出审批决定前报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初审后，由市外经贸主管部门报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处理。
第十三条 投资者在领取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文件后，应向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申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然后向原审批的受委托机关申请核发批准证书。
第十四条依照本规定第八条可以核发批准证书的受委托机关应当在收到核发批准证书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核发批准证书，并在5个工作日内将批准证书存根报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
依照本规定第八条不能核发批准证书的受委托机关，应当在收到核发批准证书申请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有关申请文件、资料报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有关文件、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核发批准证书的决定。因材料不齐全暂不能核发批准证书的，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当通知受委托机关补齐。
第十五条 投资者应当在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颁发之日起30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签发的日期，为该外商投资企业的成立日期。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30日内，到税务、海关等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
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合资、合作合同或章程变更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经企业董事会通过并作出决议后，报原审批的受委托机关批准。受委托机关应当在收到全部申请文件、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并报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
超出本规定第六条规定的权限的，原审批的受委托机关应当报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处理。
第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需延长经营期限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原审批的受委托机关申请延长经营期限。受委托机关应当在收到全部申请文件、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并报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解散或者终止的情形时，属经营期限届满而自然解散或终止的，应当向原审批的受委托机关交回批准证书；属提前解散或终止的，应当依法向原审批的受委托机关提出解散或者终止申请，提交有关申请文件、资料，交回批准证书，受委托机关应当在收到全部申请文件、材料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并报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变更、解散或者终止事项经原审批的受委托机关批准后，应当到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依法办理相应的变更或注销登记手续。
第二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后发生股权质押、承包经营等事项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有关外经贸管理规定，报原审批的受委托机关审批。受委托机关应当在收到全部申请文件、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并报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
前款所指有关事项超出本规定第六条规定权限的，原审批的受委托机关应当报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处理。
第二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届满或经原审批的受委托机关批准提前解散，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终止企业合同的，应当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的规定自行组织清算委员会进行清算。清算方案和清算报告经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确认后，报原审批的受委托机关备案。
外商投资企业不能自行组织清算委员会进行清算或者依照普通清算的规定进行清算出现严重障碍的，企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等权力机构、投资者或者债权人可以向原审批的受委托机关申请进行特别清算。受委托机关应当将特别清算情况及结果报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受委托机关应当会同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等有关部门，加强对辖区内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执行情况和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管理，发现违法违章行为的，应当依法及时处理或移送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第二十三条 受委托机关之间发生委托审批管辖争议的，由先收到申请的受委托机关报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处理，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可以指定其中一个受委托机关审批，也可以直接审批。
已委托受委托机关审批的外商投资项目，市政府或市外经贸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全市综合平衡的，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可以直接审批。
第二十四条 受委托机关的审批工作实行责权统一原则。受委托机关应当依照国家、省、本市有关吸引外商投资的方向和产业政策进行审批，依法行政，强化管理、服务和协调，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审批工作的质量。
受委托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公开办事制度、审批岗位责任制度、审批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统计上报制度，并对外公布审批内容、条件、程序、时限、投诉办法以及应提交的申请文件、资料等，实行工作人员佩证上岗，规范审批行为。
受委托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为委托审批责任的第一责任人。
第二十五条 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受委托机关外商投资企业审批工作的指导和服务，定期对审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及时提供国家外经贸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管理政策变化的信息。
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受委托机关审批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定期对受委托机关建立健全有关工作制度情况和审批工作情况等进行检查，并每年对其审批工作情况进行评议考核。
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在监督管理和备案审查工作中，发现受委托机关审批或核发批准证书行为不当的，应当及时纠正。
第二十六条 受委托机关的审批工作部门在审批或核发批准证书工作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市外经贸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市政府同意后，予以警告或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
（一）有越权审批行为的；
（二）再委托其他单位审批的；
（三）由未经培训考核合格的人员从事审批或核发批准证书工作的；
（四）不按照规定收费的；
（五）未依照有关规定全面、及时、准确报送统计报表的；
（六）未按本规定建立健全各项审批工作制度的；
（七）年度评议考核不合格的；
（八）不按规定使用核发批准证书的专门计算机网络核发批准证书的；
（九）不依本规定和委托责任书行使审批权和批准证书核发权，导致审批行为被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撤销的；
（十）有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利用外资政策及本规定的行为的。
有前款规定的行为，经限期整改后仍不合格或仍有发生的，由市外经贸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经报市政府批准后，撤回对该受委托机关的审批权或批准证书核发权的委托，追究其第一责任人的行政责任，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撤回的审批权或批准证书核发权，由市外经贸主管部门行使。
第二十七条 受委托机关的审批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按照本规定规定的权限审批外商投资企业的；
（二）不按照本规定规定的审批程序审批的；
（三）不按照本规定规定的审批时限审批的；
（四）滥用职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或侵害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
依照前款规定被给予记过以上行政处分的审批工作人员，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当取消其外商投资企业审批工作人员资格；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因不履行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其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认为受委托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审批工作中有不当行为的，可以向市外商投诉办公室投诉。市外商投诉办公室应当按照《广州市外商投诉受理办法》规定的程序和时限予以处理并答复。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