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在商品交易中应予注意的问题

王春胜

　　
　　一方面，《合同法》中基本摘除了知识产权合同分则；另一方面，《合同法》又并未完全置知识产权于不顾。因为，在并非知识产权的交易中，有时会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合同法》第137条规定：“出卖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等标的物的，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该标的物的知识产权不属于买受人。”
　　在较早的“专家建议稿“及”试拟稿”中，并无这一条；在1998年9月7日公布征求意见的草案中，虽有这一条，但没有两个逗号中间的那半句话。经知识产权界的建议而最后形成的这个条文，既明确了知识产权之“权”在通常情况下不随物转移，又照顾到诸如我国《著作权法》第18条的特例及当事人自愿权随物转的情况。这一条仍旧存在的缺点是：以“软件”为例不够典型。因为“软件”在现代恰恰是本身可以没有可转移之载体的网络传输作品之一(亦即“直接电子商务”的买卖标的)。如果以“艺术作品原件”之类为例，也许更有利于说明问题。这个意见并非知识产权界未曾提出。只是由于更多、更重大的对《合同法》草案加以修改的其他意见在同一时期过于引人瞩目，这类枝节性意见则未被顾及了。
　　一、商业秘密的特殊保护
　　如果说在《合同法》“技术合同”分则之外，有什么直接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条款的话，那么除了上述第137条外，就只有第43条了。这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合同未成立，仍旧须依《合同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在一般人看来是说不通的，因而在直至1998年12月之前的诸草案中，也并无此说。但毕竟国际上多年的贸易活动(尤其是技术秘密的贸易活动)已把这种责任作为惯例。这种惯例多年前已见于国外专著及国际组织文件中5，并被介绍到中国6。所以《合同法》最后接受了这种看似违背常理，却又是保护商业秘密所必不可少的规定。
　　二、电子商务与知识产权
　　国际与国内的电子商务活动，均不是首先在知识产权产业(哪怕是“知识产权核心产业”如软件产业)中开展起来的。但在国际组织中，它却是首先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受到高度重视，并被列为其缔约准备项目之一。在国内的科研领域，又首先是知识产权界开始这方面研究的。原因是无论间接电子商务中的网络广告(也可理解为网络上的“要约邀请”)、网络上的合同谈判与签约，还是直接电子商务中的影视作品、录音作品乃至文学作品的销售，均会广泛涉及商标权、版权等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及域名权等新兴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不同权利之间的冲突。
　　知识产权界已经走在前面的对电子商务研究，发现了较早《合同法》草案完全未顾及电子合同的法律地位，可能使该法在这一领域滞后的问题，促使《合同法》增加了这部分内容。
　　当然，发达国家如德国，发展中国家如新加坡等国的电子商务立法来看，我国《合同法》中现有的几条对电子合同的规定，是远不够用的。今后可能会增加“电子合同”分则，或另立电子合同法规。但《合同法》总则中的现有规定，毕竟有利于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进入这一“知识经济”的贸易领域，也有利于将来更细化的法规(或分则)的出台。
　　三、“合同”的定义与知识产权的变更
　　究竟在合同的定义条款(亦即《合同法》第2条)把合同界定在“债权债务关系”之内，还是界定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之内，在《合同法》整个立法过程中一直存在争论。《合同法》最终选择了后者，并不意味着坚持德国“形式主义”理论的学派占了上风。虽然定义下得宽些，比定义下得窄些更不易出偏差，但认为将原草案的“债权债务关系”修改为“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并非实质性修改7，确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实践中知识产权变更(即转让)的情况来看，无论法国的“意思主义”(按这种理论，应把“合同”界定在“债权债务”范围内)、还是德国的“形式主义”(按这种理论，则应界定在“民事权利义务”之内)，在知识产权的变更面前，都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按照法国的“意思主义”，债权合同覆盖了整个物的交易过程；物权变更是债权合同的结果，在债权合同之外，不存在直接引起物权变更的其他合同；无论“交付”行为还是“登记”行为，都不过是对抗第三方的条件。
　　但是，法国“意思主义”论者忘记了(或不了解)专利权或商标权的转让登记，决不仅仅是“对抗第三方的条件”而已。一部汽车在一个时间里只可能有一个人在驾驶，一项专利则在同一时间可能有上百人在分别独立地使用。专利的转让如果缺少了登记(及其后必然结果的“公告”)，则无人知晓，也极难推断这百人中谁是权利的“所有人”，谁是权利的“被许可人。于是进一步的社会活动就无从开展了。这是无形的知识产权与有形物的财产权完全不同的地方。
　　按照德国的“形式主义”，则物权变更除债权合同的“意思”之外，另有“外在形式”；这种理论认为不动产的变更须有债权合同的“意思”加登记行为，动产的变更须有债权合同的“意思”加交付行为，亦即债权合同之外，另有物权合同，二者相加，财产权的变更方能完成。
　　但德国的“形式主义”论者论到这里却忘记了：版权转让中，既无任何可交付之物，又无需任何登记。该转让合同一旦签字，有关财产权就自然地变更了。这里不能说“形式主义”论者不了解实践中的这一特例。因为这些论者在自己的专著中明明把“著作权”(即版权)称为“权利物权”。就是说，在述及物权变更时本应想到它，而不仅仅想到“动产”与“不动产”。
　　这样看来，知识产权研究的成果，有可能促进我国民法有关债权及物权的研究，指出其尚待深化的问题，并有可能回答其中的部分问题。
文化部 中华人民


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开展打击走私影片活动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人民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上海市、西藏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厅）局：
近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方电影发行放映单位放映走私影片的活动十分猖獗，它不仅冲击了国内电影市场，而且阻碍了民族电影的发展，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了维护电影市场的正常秩序，贯彻落实国务院《电影管理条例》，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打击走私影片的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电影发行放映工作是文化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文化市场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电影市场的管理工作，加大打击发行放映走私影片、维护电影市场正常秩序、强化电影市场监督的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强电影市场的稽查管理工作。
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设立的电影审查机构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电影片进口审查机构。中国电影公司是唯一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准进口境外电影的经营单位，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从事电影片进口的经营活动，均属走私行为。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应依照《电影管理条例》的有
关规定，除责令停止其非法活动，没收其非法影片和违法所得外，并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三、对发行放映走私影片的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应依照《电影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0倍以上1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对严重违反规定，发行、放映非法影片单位的有关责任人应当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并追究上级主管部门的责任。
四、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应积极与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严厉措施，坚决打击影片走私活动。特别是对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有政治问题、淫秽影片的有关单位和个人，要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予以严惩
，绝不姑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应指定专人负责打击走私影片工作，责任落实到人，实行层层负责制度。对发行放映走私影片情况严重的地区，制定出开展整治活动，规范市场秩序，打击走私影片的具体方案。各省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要将近期整治结果报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
影局。
六、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应再次向社会公布已设立的举报电话，发动群众对走私和发行放映非法影片的活动进行举报。对举报者要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并予以适当奖励。为促进打击走私影片工作的深入开展，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局协商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后由电影局拨出专款，奖励查
处走私影片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对查处的典型案例将通过新闻媒体曝光，实行舆论监督。
为使表彰奖励工作落到实处，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在查处走私和发行放映非法影片的案件后，应将开展查处工作的结案材料（包括违法事实、处理意见、有关执法部门开具的罚没证明等）以书面形式上报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局，经两部门核实后，颁发奖金。
七、各级电影发行放映单位，要加强行业自律，从自身做起，坚决抵制走私影片的发行放映活动。严格进行自查，如以前有违法活动，要写出书面检查；在《通知》发出之后，如发现有违法活动，将依法从重处理。



1999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