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案件事实/证据事实/事实与事物/证人证言/事实与意见
内容提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制定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首次明文确立证据裁判原则、意见证据排除规则等。事实与事物既有同一性又存在明显差别。案件事实不同于证据事实，案件事实不是适用法律的依据，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才是适用法律的依据；案件事实的存在形式不受限制，无法被消灭，却有赖于证据证明，证据意义上的事实不仅存在形式和表现方式要受限制，而且还可能被消灭；证据意义上的事实除了具有客观性特征外，还具主观性特征。“合乎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的证言可以认定为事实，证人根据专业知识就专业问题作出的判断意见具有证据事实属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最近联合制定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的除外。”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首次明文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意见证据规则。

证据是指能证明未知事实的已知事实。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皆为事实。认定案件事实，应当以证据事实为根据，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既有同一性又存在差别，研究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理解、适用证据裁判原则和意见证据排除规则。一、事实与事物“事”，指事情、事件；“实”，指真实、实际。“事”与“实”的组合，构成“事实”这个词[1]。“事实”在法学理论或司法实践中十分常见，如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行为和事件被称为“法律事实”，其还可具体分为侵权事实、违约事实、犯罪事实；如在婚姻法中，与法定婚姻对应的有“事实婚姻”；在诉讼法中，强调“以事实为依据”。

事实，在不同场合被强调的意思会不尽相同。从哲学角度看“事实”，主观说认为事实是“主体对客观事物、事件及过程的感受和认识”；客观说认为“事实并不是人的感觉和知觉，而是引起人们感觉和知觉的东西，事实也不是人的断定和陈述，而是被人断定和陈述的东西”；主客观统一说则认为“事实不仅是指客观存在的事物，同时也包含主体关于客观事物、事件及其过程的反映和把握”。[2]从法理及诉讼角度看“事实”，在“事实价值”问题上，事实主要是存在、真实的意思；“事实合同”中的事实特指没有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却能够表明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合同关系的状况；“事实婚姻”中的事实则旨在明确具有婚姻内容但不符合法定婚姻形式的男女同居方式；诉讼法中的“事实”，即可以是指能证明未知事实的已知事实——证据事实，又可以是有待证明的未知事实——案件事实。事实具有如下基本特征。首先，凡事实都是已经发生的情况，而不是可能发生或尚未发生的情况，事实具有即存实在性特征。没有发生的，不能称为事实，根据现实条件或客观规律预见可能出现情况，只能称推测或预见而不能叫事实。刑事诉讼活动中，侦查员和检察官可以依靠逻辑推理和合理想象来推断罪犯作案时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过程，但法官却不能把这种推断作为判案的事实依据。其次，凡事实都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是不会也不能改变的，事实具有不可变性的特征。出现新的事实，意味着原来的事实成为历史事实，新的事实无法改变原来的事实。如诉讼证据客观性要素认为罪犯毁灭、掩藏罪证，或制造假象的行为也具有客观性，指的就是毁灭、掩藏罪证，或作假行为本身是一个在制造新的事实的行为。再次，凡事实都是永远消灭不了、抹杀不掉的，事实具有永恒性的特征。某种事实一经发生，在时空中就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尽管有的事实可能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或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也可能在人们头脑中被遗忘或忽略；但说不定哪一天它又会显现出来或被发掘出来。事实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

事物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物体和现象。[3]事实与事物的概念表述存在重合性，往往会被认为是同一概念，如诉讼证据中的物证，指的是以外部特征、内在属性和所处位置证明案件事实的物品和痕迹，物证意义上的事实即物证本身，物证既是物证意义上事实的载体，事实的来源，还是证明的依据；书证是指用文字、符号、图画记载人们思想行为内容并以此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文件或物品，书证也是特殊的物证，与物证的区别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角度不同。事实与事物在实物证据概念上基本重合，事物即是事实，事物的存在形式和特征亦是事实的内容来源，又是表述、认定事实的具体途径。即使言词证据，如证人证言，证人就耳闻目睹等方法感知的客观事物所作的如实陈述，即为“事实”，因为“如实陈述”与“被陈述的事物”具有同一性，则有证据属性，如是分析推理，则为意见，不能成为证据，缘于分析推理与事物不具有同一性。因此，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具有证据事实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意见性陈述可以例外，可以被认定为证据意义上的事实，又缘于事实与事物是可以分离的。

无论在哲理上还是在诉讼证明中，事实与事物确是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4]事实源自事物，但又不同于事物。如相同的事物，在不同的人眼中，会被看作为不同的“事实”。同样的容貌举止，在有的人看来感觉极佳、相见恨晚，有的则毫无感觉、不屑一顾。事实不同于事物的具体表现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存在的方式不同。事物是事实的载体，没有事物则不产生事实，事实是事物现象的表述。作为客观事物，同样是婚姻，表现出来的事实却并不一致，未经法定登记的婚姻被称为事实婚姻；同样是人，不因非婚生则不是人，婚姻期间所生被称为婚生子女，反之则为非婚生子女。第二，可变性不同。事物会发生变化，事实却不会变化。事物的变化会导致产生新的事实。依法设立的企业，在设立后没有依法经营，可依法追究违法经营法律责任，但不能认为该企业不是依法设立的企业。原有的事物消失了，原有的事实却依然存在着，只不过由现实的事实变成历史的事实。人的容貌会随着岁月或经整容发生变化，旧貌换新颜。从不漂亮变为漂亮，只表明容貌发生变化，但无法取消原有的“旧貌”事实，漂亮是基于“新颜”的容貌产生的新的事实，“旧貌”成为过去。第三，相对性的表现不同。事物的反面是无，事实的反面是假，假的并不是无。事物是客观存在的物体和现象，只有存在与不存在之分，没有真假、虚实之别。虚假的事实也是事实，虚假的事实也有客观性，如被伪造的犯罪现场，被假冒签字的借条，虽有待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才能认识事实真相，但造假的行为也是事实。

现象是指事物的存在及发展、变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外部形态，能够被人们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知觉到的一切客观情况。[5]如月亮东升西落、刮风下雨、苹果落地、太阳是圆的。现象可分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作为自然现象，如：人的出生与死亡；作为社会现象，如国家的产生与灭亡、贫富分化、通货膨胀。现象既可通过人体感官直接感觉到，也可借助仪器才能感觉到的，如，借助显微镜观察到的细菌的形状、借助望远镜观察到的天体的形状。现象和事实经常会被混为一谈。事实既有别于事物，亦有别于现象。事实不是现象本身，事实与现象的区别在于以下三点。第一，内涵不同。现象是人们的感知所要解释的对象，只有把握现象才能够解释现象。事实是对现象的表述、解释，也是把握现象的一种方式。现象本身不是事实，特定描述下的现象才是事实。第二，属性不同。现象是纯客观的，事实则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物。同样的现象在不同的人会被看做不同的事实。人们常常为了事实（是或不是，抑或其它）而争论不休。立场和感情，观念和方法，不同的个人，其所看到的，所认定的“事实”，事实上是不一样的。第三，形成的途经不同。事实需要经过思考才能形成，现象不需要思考。事实是人们经过概念定义，逻辑思维认定与把握的。

二、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

诉讼中的事实不外乎已知事实和未知事实。所谓已知事实就是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所谓未知事实就是证明对象，即有待于运用证据进行证明的案件事实。诉讼中的事实不仅是指有待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还包括可以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意义上的事实。司法实践中所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和前提不仅取决于证明对象是否充分，更取决于是否均有证据证明。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是能折射出案件事实的“镜子”，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既有同一性亦存在明显区别。

第一是诉讼价值不同。案件事实不是适用法律的依据，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才是适用法律的根据。凡案件事实，均是已发生、过去的事实，不可能重复，也不可能再造。事实只对当事人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对于别人，已过去的事实无从把握，只有拿到法庭上当呈堂证供的证据才有可能再现事实。法律只有通过证据，才能看到事实、认定事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法律并不是以案件事实为依据，而是以证据事实为依据。你杀了人，如果没有你在犯罪现场的证人，推论不出你的杀人动机，找不到有你指纹的杀人凶器，你就没杀人。而如果你没杀人，所有的证据都莫名其妙地齐全，你就杀人了。前段时间被纠正的赵作海命案误判就是如此。正因为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存在的区别，给了检察官、律师和法官在法庭上用证据复原或再造“事实”的空间，什么是案件事实似乎并不重要，能被法庭认可的“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才是重要的。

第二是存在的方式与永恒性不同。案件事实的存在方式虽然是多样的，不受限制的，并且是永恒的，无法被消灭的，却有赖于证据的证明。证据意义上的事实不仅存在和表现方式要受限制，而且还可能被消灭。如将留在茶杯上的指纹擦掉，指纹痕迹没有了，拿过茶杯的物证事实随之被消灭了。用喷发胶涂抹手指后拿茶杯，隔断指纹与茶杯的接触，拿过茶杯的案件事实则不会留下物证事实。案件事实是重要的，不知道案件事实，则无从收集、审查判断证据事实，但案件事实不等于证据，更重要的是证据，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

第三是主客观一致性不同。证据意义上的事实除了具有事实一般特征外，还具主客观相统一特征。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是客观的，即实在地存在于客观外界，无论人们是否承认、是否发现，都不影响事实的存在，证据意义上的事实独立于收集、认知证据主体的思维、观念世界。无论是否被发现，被准确认知，都不影响证据意义上事实的客观存在。证据意义上的事实具有主观性，是指事实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已知性，只有已知的事实才能作为诉讼证据。人们把握事实为了某种认识目的，那些与认识目的无关的“事实”即使存在，也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收集、审查证据目的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明需要，又服务于案件事实的既定证明目的。

第四是客观性标准不同。凡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便是真实的。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是能用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但不真实的事实也可以成为证据。如伪造的书证是不真实的，但伪造的行为却是客观的。因此，客观存在的证据意义上的事实，不一定都是真实的，需要人们审查判断，透过现象看本质，去伪存真。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司法诉讼，都会遇到“虚假事实”，如我告你借钱不还，你说从来就没有借过钱。但事实是你的确借了钱，所以法官断定你讲的是“虚假的事实”。

第五是法定要求不同。证据意义上的事实需要具备一定的表现形式，即具备证据资格，还要通过法定方式收集、审查、判断；证据的合法性特征，也是证据事实有别于案件事实的重要特征。证据意义上的事实首先应当具备合法性条件，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资格，否则即便具备客观性、关联性，也应予以排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最近联合制定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证人证言中的事实与意见

证人就感知的客观事物所作的如实陈述属于事实，具有证据属性。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内容属于意见，不具有事实属性，不能作为证据。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中事实与意见的界定有时并不清楚。如果司法人员误把证人分析推断当作证人耳闻目睹案件事实，就容易作出不正确结论；反之，如果误把证人感知到的案件事实作为证人意见拒绝采信，就有可能丧失定案依据，从而对案件事实作出错误判断。

证人证言中的事实属于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是指证人亲历和感知并以如实陈述方法表述出来的案件事实。证人证言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其一，感知事实的主体是能够明辨是非、正确表达的自然人，年幼及存在生理或心理缺陷的人不能成为证人；其二，感知事实的途径是通过证人的感官如耳、目、鼻、口等亲历感知；其三，感知事实的内容是与案件有关的客观存在的事件或人们的行为；其四，表述事实的方法是客观如实陈述。

证人证言也具有明显的主观性。证人证言的形成，经历感知、记忆和陈述三个阶段。证人所称的案件事实经过感官感知、大脑储存、语言表达，已不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客观事实。证人证言中的主观性，体现在形成证人证言的各个阶段。

第一，感知阶段，人们在感知外界事物时会不由自主地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情感倾向把刺激信号加工为某种确定的概念。虽然这种概念可以使人的认识更为深刻和全面，但它是以个人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的，并且要受个人情感倾向的影响，存在认识误差的可能性。一位汽车修理工可以根据汽车的形状或者声音感知汽车的种类。身材矮小的抢劫案受害人可能把中等身材的罪犯感知为身材高大的人。

第二，记忆阶段，大脑对接受的感知信号进行“编码”处理，组成暂时的神经联系，贮存在大脑皮层的神经元内。从感知到贮存的过程，称为“记忆”。贮存在大脑皮层神经元内的感知信号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信号会淡化、模糊，甚至完全消失。同时，许多因素会影响记忆效果，如主动还是被动记忆、记忆时的心理状态、识记后其它认识活动的干扰、记忆储存时间的长短等。再加上遗传、体质、训练、年龄、疾病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的记忆能力并不完全相同。

第三，表述阶段，证人表述的内容是否符合案件事实，主要取决于记忆是否准确；如果领会问题能力和逻辑思维有偏差，其表述很难准确。其他一些因素可能影响表述的准确性，如表述的动机、表述的自觉性、表述的准备是否充分、表述者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询问者的态度和提问方式、询问时的环境条件及外界干扰情况等。

在证人证言形成过程中，主观方面的理解性和选择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感知能力，影响感知结果。诚实的证人也会因感知、记忆、陈述等阶段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提供不完全属实甚至完全不属实的证言。

证人证言中的意见是指证人不是或不完全是依据自身所感知的事实，而是依据其知识和经验，以分析、推理等方式陈述对事实的看法。证人证言中的意见，也被称为“意见证据”。国内有学者认为“意见证据是指证人陈述其从观察到的事实中所得出的结论”。[6]还有人认为，“意见证据是证人根据其所感知的事实作出的意见或推断性证言”。[7]国外学者对意见证据的解释也有不同。有人认为，证人基于直接呈现于其感观上之事实，推论系争事实存在与否，法律上称之为“意见”；证人基于上述推论所作的陈述，称之为“意见证据”。有人认为，意见在证据法上的意义，是指从观察到的事实所作的推论。还有人认为，“从观察事实所得出的推论”。[8]归纳国内外学者对意见证据的评述，有以下几点共性。首先，从形式看，意见证据是一种“猜测”、“评论”或“推断”。例如，大火烧起来后，从楼里奔出一个神色慌张的中年男人。证人陈述到此，又补充说道：“那人像是纵火犯。”证人补充的内容便属于一种“猜测”、“评论”或“推断”。

其次，从来源看，意见证据的这种“猜测”、“评论”或“推断”，是“证人基于直接呈现于其感观上之事实”以及其“观察到的事实”而作出的。例如，某金店发生了一起抢劫案，附近一条街上的一位证人听到了击碎玻璃的声音，稍后他还看到某人从金店里跑到街上来，背着一个黑色旅行双肩包，手上正流着血。从该些情况显然已可推论出这个人就是抢劫犯，通常证人会说：“我看到了那个抢劫犯。”但是，当证人这样说的时候，并非在陈述所见事实，因为他并没有看到抢劫。“抢劫犯”只是一个推断，是意见证据。证言中具有相关性的部分只是证人看到和听到的那些情形。

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
兰绍江
摘要：“司法鉴定”应当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狭义的司法鉴定应当在审判活动中由法庭启动；侦查机关的刑事技术鉴定属于侦查措施——只能从广义上理解成司法鉴定。我国司法鉴定改革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考虑当前的诉讼制度和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做到公正、高效、有利于维护法律秩序。建议通过立法理顺体制、规范管理，并建立“三级鉴定”制和“存疑举证”制。
关键词：司法 鉴定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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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司法部颁布《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司法鉴定机构一律要到各地司法行政机构审查、登记，“未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任何单位不得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各地在理解执行中，产生一些分歧，有的地方还行文把公安、检察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统一纳入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引起了一些误解和风波。由此引起社会对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更深入思考，使关于司法鉴定改革的讨论更趋热烈，这场讨论延续至今尚无定论。笔者根据自己多年工作和学习体会，阐述自己的看法。
一、当前我国司法鉴定存在问题之归纳
关于我国现阶段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综合各地讨论所列举，大致归纳有如下几点：
1、 司法鉴定机构多元化，没有形成具有相对公信力的体系，既导致管理不统一，也造成案件多次重复鉴定，久拖不决，增加诉讼成本。
目前我国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机构普遍认为有四类：一是公安、检察、法院等政法部门内部设置的鉴定机构；二是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设置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司法鉴定机构；三是卫生部门设立的卫生、医疗鉴定机构；四是面向社会市场的其他鉴定机构，比如会计事务所等。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鉴定机构重复、繁多，权威性下降；一个案件可能要经过几家鉴定，结论不尽相同，既增加了诉讼成本，还导致相互扯皮，影响诉讼效率。
　　２、我国司法鉴定基本上实行鉴定权主义，即将鉴定权授予特定的机构，司法机关一般只承认有权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对于该机构中鉴定人的资格不予过问。从而形成鉴定人资格、水平的参差不齐和鉴定人资格的混乱。常常是鉴定机构之外的专家没有资格鉴定，而鉴定机构内无论谁做鉴定都具有法律效力。实践中许多错误的鉴定结论就是因鉴定人欠缺必要的专业知识造成的。鉴定人资格的混乱直接影响鉴定的科学性。
　　３、司法鉴定体制不顺，有权机关各自为政，，司法鉴定运行混乱无序。
司法部2000年制定了《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并于2000年10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具备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经司法行政机关核准登记，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方可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 “未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任何单位不得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是司法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履行对司法鉴定机构实施年度检验、行政处罚等职责。”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1月16日发布并实行了《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其中明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有条件的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鉴定机构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立分支机构。”而且明确：“凡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或者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统一对外委托鉴定。” 继而法院进一步推行 “鉴定人名册制”，要求社会鉴定机构到各地中级以上法院登记，经法院审查合格方可列入名册。凡未被列入名册的，法院不承认其鉴定资格。这些规定实际上否定了司法部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
　　４、认为公、检、法部门内设鉴定机构与侦查、审判工作 “一锅煮”，使得鉴定与侦查、审判职能难以区分，无法保证客观公正。特别提到公安机关“侦鉴一体”，尤其是基层侦破任务重，办案人员少，办案人员往往集犯罪侦查与鉴定于一身，鉴定难免受侦查的干扰，带有主观色彩，导致鉴定结论偏颇。检察院系统从1991年开始筹划省、地、县三级技术点；法院系统近几年也开始设立技术鉴定机构，都一味追求设置完整的四级技术鉴定体制，“良莠不分、参差不齐”，而且同样属于司法机关与鉴定机关合一，容易干预鉴定。
　　５、现行鉴定立法滞后。我国关于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虽在三大诉讼法中均有涉及（总共七条），但过于原则，操作性差，不能适应法治需要。后来各部门有一些司法解释性质的规定出台，但权威性不高、适用范围受局限，甚至各行其是、互相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讲，相关法律规定的欠缺是司法鉴定现存诸多问题的根源。
纵观以上所列，我发现，目前关于司法鉴定的争论的最主要焦点是体制问题：司法行政部门要把司法鉴定管理同律师管理并列，从资格审查、机构的建立与撤销、制度建设、年审乃至于培训都统统管起来。法院系统则有人主张由人民法院“主导司法鉴定”，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履行一个从事司法鉴定资格的登记手续完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法院 “最有资格对他们进行审查”，不仅主张“人民法院应该有鉴定权”，而且“司法鉴定的改革，应该在人民法院的主导下进行”，这是法院大一统思想。（见“中国司法鉴定网”2003/11/17：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张经伟：《走人民法院主导的司法鉴定道路》）公安机关也强烈抵制司法行政部门领导的司法鉴定体制，认为：“刑事技术是公安工作的重要侦查破案手段，也是支持刑事诉讼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那种要把刑事技术从公安机关分离出去，组建隶属于司法行政部门领导管理的司法鉴定机构的主张，既不符合国家基本法律规定，又脱离客观实际情况，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悖论。”（引自“第三届全国刑事科学技术学术研讨会”通讯2004/06/20）检察院系统正在加紧组建自己独立的司法鉴定四级体系，并积极扩大宣传舆论，分享一席之地；各个研究院所、高校学者主张司法鉴定脱离司法系统，独立存在于社会，体现公正。应当如何办，各说其道，莫衷一是。
　　 二、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司法鉴定的内涵
　　我认为，当前对司法鉴定的解释有广义、狭义两种。在一般的教科书中所定义的司法鉴定，通常指广义的概念。如《法学词典》的定义：“根据侦查、审判的需要，运用刑事科学技术或其他专门知识对案件的有关事实所进行的鉴别和判断。”（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6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草案）》（2002年12月征求意见稿）中也是从广义上界定司法鉴定：“指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专门知识对涉及诉讼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结论的活动。”
　　而在《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中把司法鉴定界定为“在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人民法院依据职权，或者应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申请，指派或委托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评定的活动”。这是典型的狭义司法鉴定概念。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起草《规定》的人解释，认定司法鉴定有三个要件：１．必须发生在诉讼过程当中；２．由人民法院依职权或根据当事人申请而启动；３．鉴定对象须是诉讼中涉及到的事实方面的专门性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全国法院司法鉴定工作会议上也强调，司法鉴定是应案件审理需要而启动，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如果不是司法机关因核实、审理案件需要而作出的任何鉴定，都不是司法鉴定。司法鉴定人特指受法院委托或指派对案件中专门性问题进行司法鉴定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这些人在没有接受法院委托或指派、从事各行业的工作时则不能以司法鉴定人称谓。
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解释，突出了人民法院的职权（指派或委托），即司法鉴定由启动人民法院决定，显然这里指狭义的司法鉴定，通常发生在民事和刑事自诉案件范围。因为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当然也包括各种痕迹物证的发现、提取、鉴别、检验等，是公安机关的职责（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机关和监狱管辖），不须经法院启动或批准；刑事案件的相关证据鉴定——形事技术鉴定，是在侦查阶段而不是在案件审理阶段发生，不须人民法院指派或委托鉴定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解释，不属司法鉴定之列。但是，在公诉刑事案件中，法庭根据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的复核鉴定当属司法鉴定之列。
司法鉴定（Judicial expertise）一词中的“Judicial”，英文解释为“法庭的、法院的、评判的”。通常人们对“司法”一词的狭义理解，也专指法院的审判活动。例如“司法警察”特指“法警”；“司法认知”又称“审判上的认知”（见《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我认为，当前正在讨论的“司法鉴定”，应当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中界定的概念，专指在诉讼过程中，由人民法院决定“指派或委托”专家进行的鉴定活动。凡是根据审理案件需要，向法庭提出申请、并由法庭决定启动的鉴定（涉及专业性很强的问题，需要聘请或指派专家利用专门知识与手段，进行检验、鉴别、评定的活动），包括对各种书证、物证、视听资料、人体损伤与机能、工程质量、会计资料等等的鉴定应属司法鉴定。
而刑事侦查机关在办案中所进行的刑事技术鉴定，是为了发现和固定证据资料而进行的鉴别活动，从狭义上讲同司法鉴定不同。在有的国家——如日本——把刑事技术鉴定称为“鉴别”或“鉴识”。“所谓鉴别，是指侦查机关进行的识别鉴定而言，与法院下命令的正式鉴定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鉴别是一种侦查手段，它的主要目的是应用自然科学法则来发现和保全关于犯罪人和犯罪行为（包括犯罪结果）的证据资料。”“鉴定制度是以法院为主体，犯罪鉴别是以侦查机关为主体”。[注：引自《刑事鉴定的理论与实践》日本上野正吉等编著，徐益初等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侦查机关内设的技术鉴定部门所做各类技术鉴定，在提交法庭成为诉讼证据前，是依据诉讼制度规定的举证责任，为提起诉讼收集、鉴别、认定证据的活动，确切地说这是侦查机关的侦查措施之一；只有在将这些鉴定提交法庭，并经法官确认后，从广义的解释上等同司法鉴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把公安机关的鉴定明确地列入侦查措施中：《刑事诉讼法》第二篇第二章“侦查”总共10节，包括：“一般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很明确，侦查措施中包括鉴定。
所以，我认为司法鉴定改革，应当是指狭义的司法鉴定，即在案件审理中，由法院根据当事人请求或查明案件的需要而决定启动的鉴定活动。
三、我对司法鉴定规范管理的意见
　　　世界各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并不一样。现在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三类：①当事人主义，也称鉴定人主义，司法机关认可某些鉴定人，列入“鉴定专家名册”，根据法院的指定或当事人双方认可委托进行鉴定活动；（如英法等国）②职权主义，也称鉴定权主义，授权于专门的鉴定机关，其他机构和个人无权鉴定，除非由司法机关委托或指定；（如俄罗斯）③结合主义，鉴定人主义与鉴定权主义兼而用之。我认为，我国不可机械套用，应当结合我国历史、现状和诉讼制度，实行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
　　确定我国司法鉴定改革方向的基本原则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考虑当前的诉讼制度和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做到公正、高效、有利于维护法律秩序。
我认为：
　　1、法院大一统的想法首先应当淘汰。因为法院是裁判机关，客观公正地审核控辩双方提交的各种证据、决定是否采信，是法院的职权。如果法院自己做起了鉴定，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由己所出，显失公正，与国家诉讼制度相悖；倘若一切鉴定都由法院指定机构和人员去做鉴定，也易产生作弊之嫌，使法院卷入诉讼纷争，失去权威性。不到万不得已，法院不可介入鉴定具体事务，只能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决定是否进行鉴定；至于鉴定机构和人员的选择，首先由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可由法院建议或当事人双方同意由法院指定。北京市各级法院推行司法鉴定人名册制度，实行审鉴分立，并建立司法鉴定委托管理机构，专门负责本院对外委托和组织鉴定、评估、审计、拍卖等工作，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同法院的公正地位相称的。至于有人提出，法院内设司法鉴定机构同审判机构分离，实行两条线管理，不会发生“审鉴一体”的问题；然而，法院本身就是国家审判机关，同审判分离、不相干的业务和机构又为什麽非要设在法院内部不可呢？
2、 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允许存在。因为司法鉴定的对象纷繁复杂，可能涉及到各个领域、各种学科，不可能有任何一个部门或行业全部承担起来。把社会各个行业的知名专家和各个系统的先进设备利用起来，由他们的权威性、客观性逐渐树立公正形象，有利于我国的司法公正。但是，总得要有一个公正、权威的国家管理部门，对社会各种类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的资格、必需条件、鉴定人资格、遵纪守法情况等进行审查、考核、检查以及必要的培训，这些工作从实质上说，属于司法行政工作范畴。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将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实施统一的管理，这个管理权限应当包括：审查机构的资质、条件、鉴定人的资格，建立相应的批准制度，还应当负责年审，根据鉴定人、鉴定条件变化和是否有徇私舞弊、差错率等进行调整。
最高法院关于司法鉴定的两个《规定》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司法鉴定人名册制度”，这是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中的一大创新与进步。但是，这个制度无法替代对社会司法鉴定机构的日常行政考核。法院应当回避对司法鉴定机构的审批、领导或变相的领导权，也是为了避免司法鉴定机构对法院的依赖，确保法院的中立、公正形象。根据最高法院司法鉴定中心解释，现在的《司法鉴定人名册》要求申请入册的社会鉴定、检测、评估机构和个人，在当地中级或高级人民法院实施登记，并向法院提交资质证明、主要业绩等一些文件、资料，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审核批准。这在某些方面同司法部的规定冲突，这个问题应当由国家立法机关调查、协调，最后通过国家立法予以理顺。
3、公安系统的刑事技术机构应当保留。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承担着最大量的刑事案件的侦查职责。刑事案件侦查的主要任务是收集犯罪证据、拘捕犯罪人归案。刑事技术机构为刑事侦查承担发现、提取、保全各种犯罪痕迹物证的职能。鉴定是鉴别证据、认定证据、揭示证据意义的手段。所以，刑事技术鉴定是公安机关的重要侦查措施之一，刑事技术机构是侦查机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了必要的侦查手段※，侦查机关就根本无法履行职能。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对刑事案件实行公诉制，举证的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公诉机关的证据来源于侦查机关；鉴定结论作为重要的诉讼证据，必须由侦查机关首先提供。而侦查机关在侦查刑事案件中，由发现线索到认定证据，要进行大量的甄别检验，这些工作有时间的紧迫性和内容的保密性——这是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法律秩序的国家利益要求。所以，无论从诉讼法的要求，还是从打击犯罪的国家利益要求，公安刑事侦查机关都必须有自己的刑事技术检验、鉴定力量。有些学者说“鉴定是一种取证手段而非侦查手段。刑事诉讼法典将鉴定放在侦查程序里规定是不合适的”（见中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座谈会纪要》2000/08/12）——这句“专家语言”把“取证”同“侦查”割裂就是错的，侦查的职能或曰任务就是发现证据，获取证据，取证是侦查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取证”同“侦查”是不能割裂的。如果不去取证，侦查何以破案？鉴定作为重要的侦查措施列在刑事诉讼法的“侦查”一节内，无可非议。（注：“侦查”一节列举的是法定侦查措施，而非侦查程序。）
至于“侦技不分”、“侦鉴不分”的问题，已经是陈旧的话题，完全应当通过内部机构分工解决。此外，公安机关的刑事技术部门是为了打击刑事犯罪设立的，他的职责是为侦查服务，它是刑侦工作的三大支柱之一，原本不应当参与民事、行政等案件事务；但是，从技术力量和技术装备上说，他又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果利用这些资源为司法工作服务，当然对社会是有利的。倘若公安机关刑事技术部门愿意利用自己雄厚的技术力量为社会服务，那末应当到司法行政部门或法院登记备案，承担有偿司法鉴定工作，这部分业务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或法院相关部门的管理与年审。
4、 至于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管理机关也都承担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也要涉及到一些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的检验、鉴定问题，由于案件数量相对较少，可以不必逐级设置庞大的技术鉴定机构，投入庞大的经费开支。我以为中央和省级检察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设置必须、常用的鉴定人员和机构，省以下机关可以委托同级公安机关代为检验鉴定或送上级机关鉴定。
　　（※：公安机关的侦查手段和措施，除了刑事物证发现、提取、检验技术之外，还有一些高科技的、秘密的手段，必备的、完整配套的侦查手段侦查措施，在严格的行政法规、命令的制约下实施。这是对付隐蔽、狡猾的犯罪不可缺少的，也是世界各国家都必须具有的手段。这些不能用学究式的诉讼理论解释与评价，它应用维护国家、人民安全需要的高效理论解释。当然，这些手段的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不得用于非法活动。有些学者，律师借口侦查阶段介入和监督，向公开或取消这些侦查手段，或使之同侦查工作割裂，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秘密侦查手段属于国家机密（甚至绝密），受国家保密法规的保护。）
5、关于立法问题：
⑴有人提案建议制定《司法鉴定法》，我以为其实不必要；倒是应当尽快制定我国的《证据法》，内设“司法鉴定”章节；然后由相关部门依法制定“司法鉴定条例”。
⑵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如资格审查制度、登记制度、考核与处罚制度等问题），应当通过立法明确、理顺，可以根据我国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结合我国现状，并参考国际一些做法。
⑶鉴定的启动与“鉴级”问题：
我认为司法鉴定的启动要根据案情需要，由法院决定。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况：⑴民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原则上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法院认为必要的可以启动鉴定；至于由谁鉴定，当事人双方一致的尊重当事人意见；当事人双方不一致的，由法院指派。⑵刑事公诉案件，在提交法庭的证据中有鉴定结论的，经法庭审核符合证据要素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被告方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供否定或疑问的根据，法院认为必要的可以决定鉴定人出庭或启动复核鉴定程序；被告人只是提出异议，而不能提供理由的，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至于“鉴级”问题，应当在法律上明确，防止当事人一方无理纠缠，无限期拖延审理或盲目重复鉴定。我以为实行“三级鉴定”制和“存疑举证”制比较恰当：初级鉴定后，当事人双方没有异议的，签字生效，终结鉴定；如果当事人对初级鉴定怀疑和提出异议，应当说明怀疑的理由，法院认为怀疑有据应当复核的，启动复核鉴定程序；复核鉴定后仍存在争议的，同样应当由法院审查争议的合理性，由法院邀请专家“会鉴”，专家会鉴结论应当作为终极鉴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