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委 科技部 农业部 中国科协


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工作的若干意见

民委发〔2008〕24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民（宗）委（厅、局）、科技厅、农业厅、科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宗局、科技厅、农业厅、科协：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和《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事业发展，提高群众科学素质，帮助民族地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现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有1亿多人口，民族地区占国土面积的64%，边疆地区大部分是民族地区；民族地区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全国85%以上；民族地区资源非常丰富，水利资源蕴涵量占全国的66%，石油基础储量占全国的22.05%，天然气储备量占全国的41%，煤炭储量占全国的36.0%；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比较恶劣，海拔3000米以上的区域占民族地区总面积的30%左右，耕地面积只占民族地区总面积的5.4%。因此，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保障边疆安全的迫切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必然要求。通过科技工作促进民族地区发展，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科技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科技投入持续增加，科技平台建设不断完善，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科技专项比例不断提升，科技对口支援力度逐年加大，极大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科技进步，民族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加强，少数民族群众科学素质明显提升，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目前，与全国相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科技工作依然滞后，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一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科技工作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科技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科技创新能力普遍较低，成为制约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四）本世纪头20年，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做好少数民族科技工作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能动地把握这良好的机遇期，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科技工作。

　　二、明确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五）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战略，全面提升科技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度，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科学素质，针对少数民族群众和民族地区的实际需求，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探索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工作的新机制、新模式，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六）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工作的目标是：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人才培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民族地区科技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点建设，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明显改善，提高科技信息服务能力；大力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能力；加强科技投入，扶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普宣传品的翻译出版、广播电视网站的建设，建立更加广泛的科技传播渠道；加强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建设，建立科普工作的长效机制。

　　三、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工作的重点任务

　　（七）加强对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项目的扶持力度。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重点支持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公益技术、特色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优先发展能源、资源与环境保护技术；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农业资源的研究与保护，加快农牧业技术的全面升级；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促进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建立民族语言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依靠科技支撑，提升民族地区公共服务领域科技水平，培育和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企业创新能力。

　　（八）高度关注民生，重视科技惠民。推进以改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民生为重点的科技进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多发病、地方病、流行病的研究与防治技术开发，提高防病、治病能力和技术水平；加强民族特殊体质研究，提高卫生防疫技术；加强民族医药的研发和成果转化工作，推动民族医药事业发展；提高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处置的科技水平，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加强对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支持；在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星火计划等面向基层的国家科技计划中，加强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基层科技工作的支持力度。

　　（九）加强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将民族地区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的重点项目优先纳入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统筹安排；采用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指导和扶持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的院校、科研机构建设符合民族地区科技发展需求的实验室、工程中心、野外实验台（站）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多层次、多功能、多语种、交互式科技信息网络，提高科技管理和服务的信息化能力，拓宽民族地区与内地科技部门的信息交流渠道，促进民族地区的科技需求与内地科技优势的迅速对接，有效提高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

　　（十）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繁荣面向少数民族群众的科普创作，大力提高科普作品的原创能力；加强民族地区公众科技传播体系和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更加广泛的科技传播渠道；加强示范引导，进一步提高科普工作的社会动员能力。

　　（十一）整合科普资源，加强科普宣传。开发集成与共享服务相结合，提高少数民族科普资源服务水平。鼓励并扶持双语（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普宣传品的创作、整理和翻译出版；集成、积累和整合少数民族语言科普资源，形成少数民族科普资源库；开展优秀少数民族科普作品的推介、展演、展映、展播和展示活动，鼓励和支持科普资源的区域性合作，扩大少数民族科普资源的共享范围。

　　（十二）创新、拓宽面向少数民族群众科普宣传工作的手段和渠道。充分体现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注重科普宣传与各类纪念活动、文化艺术相结合；在科技活动周、科普日、星火三十分、三下乡、科普之冬（春、夏）、科普大集、科技专家服务三农等重点品牌科普宣传活动中，注意运用民族语言文字开展科普宣传；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体开展经常性科普宣传；支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媒体开设科普专栏和科普节目；探索利用移动通讯、网络等新的技术手段和方式来开展科普宣传。

　　（十三）多渠道吸纳优秀人才，开展有计划的教育培训，发展科技人才队伍和科普队伍。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加强对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继续做好民族职业教育示范点的建设和推广工作，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通过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研项目和任务的带动，吸引和凝聚更多的少数民族和民族院校的科技人才，为民族地区的科技工作服务；组成由少数民族优秀科技人才参加的、专兼结合的科普专家队伍；引导和动员民族高校的科技专家主动投身科普宣传工作，积极开展少数民族科普资源的创作和翻译，经常性地参加科普宣传活动；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的建设，形成省（区）、市（地、州、盟）、县（区、旗）完善的工作网络；鼓励民族高校的在校大中专学生，参加科普宣传活动，增强科普宣传活动效果；加强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科普组织的建设和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加强业务指导，优化工作环境；重视少数民族科普宣传工作者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提升其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开展科普宣传工作的能力。

　　（十四）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合作共赢。进一步推动内地对民族地区的科技支援。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导向、多方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大力促进内地的技术、人才和资金优势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对接，建立充满活力、有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科技支援民族地区的工作机制；在保护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环境的基础上，鼓励东部地区向民族地区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促进形成特色支柱产业；鼓励和吸引内地科研院所、高校到民族地区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建立长期的互惠合作关系；相关部门密切合作，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搭建内地和民族地区供需对接与技术交易平台，促进技术合作与技术转移。

　　四、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工作的保障措施

　　（十五）建立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工作的长效机制。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要在有效利用自身资源开展工作的基础上，加强部门协同，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进步。要做好共建示范点和示范队的建设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加强交流，加强宣传工作，表彰和奖励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树立先进典型。要发挥民族工作联席会、科普工作联席会和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联席会的组织协调作用，统筹部署，集成资源，引导全社会共同推动民族地区科技工作。各级民族工作部门要提高认识，把科技工作作为民族工作的重要职能任务切实加强领导，认真履行职责，通过政策引导、创新机制、搭建平台和开展活动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和手段，加强协调、发挥优势、整合力量，积极参与、密切配合有关部门，制定本地区科技发展规划和促进当地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做好贯彻落实工作；做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工作的调查和研究，为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各级科技、农业部门和科协组织要发挥民族科技工作主力军作用，积极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科技进步。

　　（十六）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技工作经费保障。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科技工作投入力度，在安排科技、科普经费和科技专项时，要结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适当给予倾斜；民族工作部门要在发展资金等资金中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科技工作。

　　　　　　　　　　　　　　　　　　　国家民委 科技部 农业部 中国科协

　　　　　　　　　　　　　　　　　　　　　　二○○八年十一月三日


王竹 四川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债务 责任 最终责任 风险责任 受偿不能风险
内容提要: 自己责任原则是现代侵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适用非按份责任形态的数人侵权责任中，却普遍存在责任人可能为本不属于自己的最终责任份额承担责任的现象。对此问题学说上不但鲜有专门研究，甚至连指称这部分责任的专门术语也不存在。通过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可以清晰的看到最终责任与风险责任的区分。所谓“风险责任”，就是责任人承担的超过最终责任份额的责任部分，其实质是受偿不能风险。确立风险责任概念，就形成了“自然债务－最终责任－风险责任”的侵权责任概念谱系，能够精确的描绘债务和责任的重合或单独存在状态。


自己责任原则是现代侵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适用非按份责任形态的数人侵权责任中，却普遍存在责任人可能为本不属于自己的最终责任份额承担责任的现象。这部分超过最终责任份额的责任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学说上不但鲜有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甚至连指称这部分责任的专门术语也不存在，这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开始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非按份责任形态中损害赔偿责任的异化及其带来的疑问
首先以最典型的两个加害人D1、D2共同侵害受害人P的简单案例来说明不同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适用中责任人实际承担责任份额的差异。假设P遭受了1000元损失，如果适用按份责任，D1、D2按照各自的最终责任比例共承担1000元的赔偿责任；[1]如果适用连带责任或者不真正连带责任，P可以向D1或者D2单独要求全部的赔偿，但获得的总额不得超过1000元；[2]如果适用补充责任，若D1是直接侵害人，承担1000元的损害赔偿责任，D2承担最多不超过1000元补充责任。[3]后三种非按份责任的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的设计，在一定程度都是为了解决实际案件处理中，充足损害赔偿能力的假设与赔偿能力普遍不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同时依据不同的案件情况根据法律规定进行选择适用。

但按照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在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赔偿权利人的请求权数额应该“＝”数个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赔偿义务总额；按照自己责任原则，赔偿义务人所承担的责任数额也应该“＝”损害赔偿义务数额。这两个等式在按份责任形态中是没有问题的，但在非按份责任形态，即连带责任形态、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和补充责任形态中，如上面的案例所展示的，数个责任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总额“>”赔偿权利人的请求权数额。在D1、D2两人可能承担的赔偿总额中，有1000元是应该向P承担的最终赔偿责任，而剩余多出的部分显然不是最终赔偿责任。那么，便出现了多余损害赔偿责任性质的疑问：这部分赔偿责任的性质是什么？与1000元最终赔偿责任有什么区别？

二、债务与责任的区分
要解决上述疑问，必须回到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层面上进行探讨。因为赔偿权利人的请求权数额和赔偿义务人的义务数额都是债的数额，在性质上不同于赔偿责任，这种性质上的不同可能就是数额上不相等的原因。

（一）罗马法不严格区分债务与责任
《法学阶梯》中的“债是拘束我们根据国家的法律而为一定给付的法锁”。《学说汇纂》中提到“债的本质并不是要请求某物或某役权，而是使他人给与某物、为某事或为某物的给付。”有学者认为二者内容相同，但后者略为具体，[4]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法学阶梯》中的债的定义相对于《学说汇纂》中更强调强制性。债（Obligatio）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得据此请求他人为一定的给付，也就是请求权，由此请求权的人是债权人；另一方面则是据此应请求而为一定给付，这就是给付义务，承担给付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这种关系因为有国家认可的“Obligation”作为依据，因而可以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从而使“Obligation”成为实施拘束双方当事人的“法锁”。[5]因此，尽管罗马法上不严格区分债务和责任，但“法锁”已经体现出债务和责任的最早区分。人在成立债的关系以前可以自由行为，当债的关系成立后受到“法锁”的约束，债权人完全可以根据“法锁”的效力而对债务人的人身具有“管束权”，并可以在债务得不到清偿时实现。罗马法上这种约束关系的产生是基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而不是强制，而这种约束之所以能够实现，却是由于国家法律的维护。另外，由于这种关系完全是特定的人身关系，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才逐渐由财产上的责任取代了人身上的管束。[6]

（二）日耳曼法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
债务与责任的区分，乃是日耳曼法的重要贡献。根据李宜琛先生的考证，日耳曼法上的债务（Schuld）一语，意为“当为”，该词也指债权。故所谓债务者，原谓债权人与债务人间之当为状态。债务人并不负有强制履行之义务，履行与否，悉属债务人之自由；若债务人基于其自由意思，自进而为履行时，则其给付有终局的效力，则不得再行任意取回，而当事人间之债权债务，亦即因而消灭。至债权人亦不过仅得保有其所受领之给付而已，债权人亦无强制诉追，要求债务人给付之权利也。所谓责任（Haftung）者，为服从攻击权之意。盖谓于债务不履行时，得诉之强制手段，要求债务之满足，损害之赔偿及复仇者也。是以责任为对于债务之羁束状态，得称之为羁束（Binding），亦即债务之担保。部族法之法源中，恒谓债务人对自己之债务，自负责任者，为保证人。即在中世纪法源中，亦尝谓之为自己保证。故在日耳曼中世法往往谓责任为保证或担保。[7]

可见，日耳曼法上的责任与债务是不同的概念，二者的关系可能有以下六种特殊情形：（1）无责任之债务，如罹于时效、赌博债务等；（2）无债务之责任，如对于将来可能发生之债务，先行设定质权或者保证；（3）负债务而自己不负责任，如有他人提供担保或设定物上保证；（4）负责任而自己不负债务，如家长因其家属之侵权而负有责任，债务属于家属（加害人）。更如动物之占有人就动物加于他人之损害，仅有责任而无债务，其债务则由动物负之；（5）债务于责任从属同时存在，而其范围则不尽相同，如有限责任；（6）债务之内容与责任之内容，多不相同。[8]

（三）德国法继受了日耳曼法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
德国普通法时期继受罗马法，也不严格区分债务与责任，一般认为责任为债权及于债务人财产上之效果。而到了《德国民法典》制定之时，资本主义立法思想已经从单纯的个人本位趋向于社会本位，日耳曼法的团体本位也就更多的重新进入到立法者的视野中。通过学者对挪威、瑞典等古日耳曼民族法律的研究，终于在1910年由日尔曼法大家Gierke完成了债务与责任的区分。Gierke将日耳曼法上的责任分为人上责任、物上责任和财产责任三种。现代民法多采二分法，将责任分为物上责任和人上责任。物上责任是以物体代当债务而受束缚，以质物为典型；人上责任是以人之身体及其所有之财产负有代当债务之责任。因此现代民法的人上责任，包括了Gierke所说的人上责任（身体责任）和财产责任。[9]后世民法的物上责任就发展为物权法上的担保物权，财产责任就发展为债权法上的担保制度，包括债权性质的担保和民事责任，而身体责任则逐渐被废除。德国法的这种体例为后世民法典上对债务和责任的区分奠定了基础。

（四）我国传统民法学说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
我国传统民法学说沿袭了德国法上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认为从法律目的来说，债权关系之目的，并不在于债务人给付之“实行”，而系在于债务人给付之使债权人获得满足。[10]因此，债务仅属于法的当为，而不含有法的强制。[11]而关于责任的本质，主要可以分为“惩罚说”和“担保说”两种学说：“惩罚说”认为责任是义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担保说”认为责任是义务履行的担保。尽管罗马法上并不区分债务与责任，但“惩罚说”显然具有私犯的意味，而“担保说”建立在区分债务与责任的基础上。[12]学者大多持“担保说”，如史尚宽先生认为，债务为应为给付之义务，责任为此义务之财产的担保。债务人不为给付时，债权人得依强制执行之方法，以实行其债权者，即以此也。[13]林诚二教授也指出，所谓责任关系，指债务人不履行其给付义务时，以其纵财产担保其债务人之一种特定人间的关系，藉此责任关系，以达到与因给付同一价值之债的目的。[14]王泽鉴教授总结为：“债务，是指为一定给付的义务。责任，指强制实现此项义务的手段，亦即履行此项义务的担保。”[15]

（五）我国侵权法理论的独立性及其与债法理论的关系
我国《民法通则》突破了传统民法的债法体例，不是把侵权行为列入债的发生原因之一进行规定，而是将民事责任独立为章，并在其中专门规定了侵权的民事责任。这样规定的目的是既不否定侵权行为是债的一种发生根据，又突出了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责任性质。[16]对于《民法通则》的立法模式，通说认为是一种立法模式上的缺陷，并认为侵权行为作为一种法律事实，亦产生侵权之债。所以虽然我国《民法通则》专设民事责任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民法就以“侵权责任”概念完全取代了“侵权行为之债”的概念。侵权行为既产生责任又产生债务，损害赔偿既是行为人对国家所负的责任，也是其对受害人所负的债务。[17]笔者看来，这种学说在肯定债务和责任并存的同时，实质上已经改变了对责任的认识，即认为责任人是对国家负的具有一定公法意义上的责任，而非对受害人的私法上的责任。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加强对合法权利的保护和对不法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的控制。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对侵权民事责任的制裁性和补救性的双重性质的认识。[18]可见，《民法通则》的侵权责任，是以制裁性为第一位，补救性为第二位，所持的侵权责任与侵权之债的关系，相当于传统民法的“惩罚说”。

《民法通则》的这一体例变化对我国侵权法理论体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我国民法学界普遍将侵权行为作为一种债的发生根据加以研究。《民法通则》颁布之后，我国民法理论的体系也相应调整，学者们普遍都将侵权行为放在民事责任部分加以研究。[19]应该承认，我国债法理论已经脱离传统债法理论的轨迹，尤其是侵权责任具有较强的独立性，2002年底的“民法典草案”删除债法总则编和2009年底《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通过，正反映了我国民事责任立法的发展方向，即侵权法已经发展成为所有民事权利的保护法，[20]这就更需要明确侵权责任与债务的关系。

（六）我国侵权法上对债务与责任关系的应有认识
法律责任的范围不同于道德责任的范围，就像法律义务的规范不同于道德义务一样。承担法律责任必须具备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而可归责性又必须具有特定的、适用于全体人的归责标准。在民法中，法律责任的后果是产生某种损害赔偿义务。[21]债务与责任的区分，使得通过法律技术区分道德和法律不同意义的责任成为可能，进而通过限制强制执行民事主体的责任财产而保护其自由成为了可能。质言之，债务意义上的“应为”是道德层面的，而责任意义上的“须为”则是法律层面的，二者合一或者不作区分，将压缩市民社会的私人空间；对二者进行区分，则承认法律强制之外尚有个人基于道德因素的自觉给付。至于传统民法认为债务与责任原则上系相伴而生，如影随身，难以分开，[22]则只是对债务与责任存在常态的描绘。民事责任法律制度的最重要存在目的，就是通过候补性的强制执行制度，保障债权人债权的满足。这种保障，是通过在债务上成立责任来实现制度设计目的的，并在责任范围内提供保障。因此民法上的责任范围一般等于或者大于债务，正如同桔子的皮和肉，债务是肉，责任是皮，肉是用外皮保护的，以及债务为责任所包含。[23]

按照“惩罚说”，责任是义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是否意味着债务人无力清偿将面临其他不利后果而实现所谓“国家强制”？那么是否意味着不能偿还债务就面临刑事或者行政责任呢？这至少不符合现状。相比而言，“担保说”更准确的描绘了债权人受偿不能风险的情形，责任不过就是义务人用自己的全部财产为债务履行所作的担保，也更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因此本文采“担保说”，认为债务为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所为给付，责任为债权人在债务人不为给付情况下可以强制执行财产的数量。在侵权法上，侵权之债是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给付的损害赔偿的金钱数目，而侵权责任是债权人在债务人不为给付或者给付不足情况下，可以强制执行的责任财产总数。必须特别强调的是，责任财产不以债务人自己财产为限，还可以是其他民事主体的财产。

三、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
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在单独债务与单独责任之间并不清晰，这也是该问题被忽略的主要原因，但在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之间，则十分明显。如果说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在单独债务中更多的体现为理论意义的话，那么在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上则具有更多的实践意义。

（一）罗马法上的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关系
罗马法上的按份之债是指债在不同的债务人或债权人之间进行分割，以使每个人都只承担给付总额的一部分或者只有权要求其中一部分，这样，实际上出现的不仅是数个债务人或数个债权人，而且出现数个标的，其中每一个只代表整个标的的一部分，只是考虑到各个标的统一在一个总的标的之中，这种债相对于各个主体才被称为份额之债。[24]罗马法上也存在连带之债（obligatio in solidum），债权人或债务人之间就债之成立与消灭相互有连带的关系，如债权人有权向多数债务人中的任何一个债务人请求偿还全部债务。优帝之前，债权人请求多数债务人清偿时，须分别起诉。优帝以后，就可以向各连带债务人同时起诉以请求赔偿。[25]罗马法上的连带之债或共有之债可以定义为：“具有数个主体（债权人或债务人）和完全同一的和单一的标的的债，在这种债中，各个债权人有权要求完整的给付，但在数名债务人中只是一人清偿或为所有债务人负责，另一方面在数名债权人中只是一人提出请求或者代表所有债权人。”因此，事实上只有一个债务人或者债权人，显然这种形式的连带之债可以相对于所有人消灭。连带债权叫做主动共有之债，连带债务叫做被动共有之债。连带之债或共有之债，对于各个债务人来说，债是完整的、连带的，或者每个债权人均有权要求完整的给付，这类债可以称作累积性的连带债，这是后世连带之债的源流。另外，罗马法也出现了后世不真正连带债务的雏形，债对于各个债权人和债务人是连带的，但不是表现为累积的方式，而是表现为选择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各不同主体间选择其一，从而使债务或债权一次消灭。[26]

我们可以看到，罗马法上的连带债务实际上是一种债的保全措施。债的保全又称债的担保，是指保证给付能够按约履行，并防止发生债务人无力清偿的危险的各种措施。罗马法上，为了保证给付能按约履行，采用违约金契约、定金、副债权契约等办法；为了防止债务人无力清偿，则采取了连带债、保证、担保物权和被欺诈行为的撤销等措施。由于债务人无“检索抗辩权”，其担保效力较之保证债权更强，故连带债务对债权人极为有利。不过债权人或债务人有数人时，其债权和债务以按比例分担为原则，故连带债实为例外。[27]

（二）我国传统民法学说对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