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保障劳动者的自主择业权是市场经济对法制的必然要求，而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又使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存在流失的潜在风险，为实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与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的双重目的，我国《劳动合同法》对竞业限制进行了制度上的设计，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该法对相关问题仍留下较大的弹性空间，正确理解现行法律对竞业限制的规定，并提出相关合理化建议，能够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提供更好的法律决策。

　　一、《劳动合同法》竞业限制制度的内容

　　竞业限制制度是用人单位与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约定的限制该劳动者在离职后的合理期限内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3条第2款及24条规定了竞业限制制度的主要内容：

　　1、主体。竞业限制的主体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2、劳动者的义务。不得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

　　3、用人单位的义务。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

　　此外，根据法律规定，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等属于约定事项，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但上述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劳动合同法》关于竞业限制规定的缺陷

　　1、缺乏在职竞业限制的规定。竞业限制是劳动者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一项忠实义务，该义务不仅体现在劳动关系终止后的合理期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也存在。我国劳动合同法只规定了劳动者离职后的竞业限制，而未将劳动者在职期间的竞业限制包括在内，事实上，劳动者在职期间的竞业限制义务更具有严格性，对保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更具有现实意义。

　　2、缺乏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标准。《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该条只是规定了用人单位对与其签订竞业限制条款的劳动者应该支付补偿金，但是关于用人单位支付补偿金的数额及标准，该法没有明确的规定，易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困难。

　　3、对约定条款的内容没有作必要的限定。根据该法规定，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实践中，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上述内容完全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不足以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劳动合同法》竞业限制制度的建议

　　1、完善竞业限制的概念。笔者认为，竞业限制不仅是劳动者离职后合理期间内的义务，更应该是劳动者在职期间的一项义务。立法应进一步明确规定在职期间的竞业限制，建立全面的竞业限制概念体系。所谓竞业限制应是用人单位为保护自己的竞争利益与商业秘密，与劳动者签订的限制劳动者在职期间及离职后的一定期间内从事与原用人单位所经营的业务相同或相近的工作的制度。

　　2、合理规定竞业限制的补偿标准。竞业限制的补偿标准，一直是各方争议的焦点。有人认为，只有制定较高的补偿标准，才符合竞业限制设定的初衷。因为较高的补偿标准会使用人单位在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之间作一衡量，考虑相关员工是否真正需要竞业限制。也有人认为过高的补偿标准会把用人单位拖垮，不利于更多的人就业。因此，设定一个适当的补偿标准，才能更好的平衡用人单位的竞争利益与劳动者的自主择业之间的冲突。笔者认为，可以考虑设立最低补偿标准，实践中，可以根据用人单位的支付能力以及竞业限制的期限、劳动者工作年限等相关因素在最低补偿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上浮。

　　3、对约定条款的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定。为有效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法律有必要对竞业限制的地域、范围、期限进行一定的限定。对竞业限制的范围的限定，不应超过用人单位的经营范围。对竞业限制地域的限定，不应超过劳动者离开时用人单位所经营的地域范围。对竞业限制的期限，可以在相关解释中进行细化或者形成行业规范，针对不同行业设置不同期限。

　　竞业限制其实质上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利益博弈的产物。一方面，用人单位通过支付劳动者补偿金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劳动者的择业自由，防止其重新就业后造成与用人单位的不正当竞争；另一方面，用人单位需要支付劳动者补偿金，补偿劳动者因择业自由受到限制而遭受的损失。如何更好地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待于相关法律的进一步完善。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办公室）
权利在利益博弈中受限

　　杨　涛


近来，围绕着北京对燃放烟花爆竹是完全放开还是禁止、限制，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话题。《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近日上网征集意见，网友共对草案发表意见969条，其中反对“解禁”的约占50%；明确赞成解禁的共有290条，约占30%；其余没有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
《新京报》于6月2日发表社论认为，政府无须代替公民做选择，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法令，防止爆竹开禁对公共安全的危害，至于爆竹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制定规则，让公民相互博弈，通过社区自决来解决。但旋即有人于6月4日发表文章反驳认为，禁放如果真要变限放，就必须认真考虑到另一部分人的合法权利，而这些人的权利———不管是50%，还是更多的比例，都应被尊重。即便在春节期间喜欢清静的只是少数人，他们的权利一样不能基于某种民主形式而被看似公正地剥夺。权利，社区不可自决。以多数人对噪音的喜爱去侵害少数人对清静的喜爱，难道就是正当的？
看来，权利与权利之间，如何达到平衡，用什么程序来决定这种平衡的决定的合法性、合理性，的确存在很大的争议。
依照自然法的思想，人生而自由，权利与生俱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主张“放”的人有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利，而主张禁或限的人有保证自己安全和安宁的权利。但是，如果人人都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利，或者说人人都不承担一定的义务保证他人的权利的实现，那就会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或者洛克所说的人人都享有自然法的执行权，实际上也就等于人人都没有权利。因此，为了避免人人在权利的争议中毁灭，那么人人都交出一部份权利，组成政府，由政府通过立法程序来决定权利的配置与界限。这种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不能说准确地反映了历史上政府形成的实际情形，但是，用它来解释权利必须受限的正当性、合法性却有相当的说服力。
然而，就是在立法程序中，仍然对于权利的配置存在很大的争议，谁能说主张放的权利就一定高于禁和限的权利，或者相反呢？人类不能在议会的无休止争议中灭亡，就必须确定一个规则，这个规则便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规则，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源。但是，诸如纳粹德国那样的事例告诉我们，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制度下，也会产生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民主不是最优的选择，只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因此，民主需要法治的制衡，现代社会主要依靠了二种手段：一种是由宪法明文规定一些人们的基本权利不容剥夺以及一些基本原则不能违反，那怕是多数人的决定，因为按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人们在缔结契约时并没有将这些权利交出，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生存权等；另一种就是由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认为某些立法因为不合理、不合法、不具有正当性而宣告违宪从而归于无效。
因此，除了人们的基本权利外，人类大多数权利都是在立法这种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民主程序中，经过博弈、协商、妥协等过程被明确或受到限制、禁止，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但是，在表面的权利博弈中，其实深层次的就是利益的博弈。权利与法律的生成正如美国法社会学家庞德认为那样，首要的问题是承认某一种需求??承认和保障各种利益，。然后，在罗列各种法律将保障的需求或利益之后，人们要评价、选择将要得到承认的那些利益，并在考虑利益之间互相影响的前提下，决定特殊利益的限度，最后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以及通过实施给予确切的保障。
现在的问题是，立法在利益博弈中，除了不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外，还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才不至于认为违宪、或者被司法机关宣布无效或人们会认为不合理、不正当呢？是立法者中简单的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吗？如果在立法者中恰恰有大多数人喜欢燃放烟花爆竹，那么他们能作出在任何地方都允许燃放的决定，从而不顾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吗？在这里，笔者认为不妨引入经济学的观点，那就是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所谓效用就是某种利益给人带来的满足程度，就燃放烟花爆竹来说，大多数人在危险场合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效用可能远远不及这里财产、人身安全应当到保护的效用，因而，总体社会效用小，这种多数人的愿意就不合理，不能视为具有正当性，因而应当予以禁止。因此，立法者在利益博弈中，在遵循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程序原则的同时，首先必须考虑到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其次，就必须考虑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法律才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笔者承认，这种观点带有功利主义的痕迹，但是，至少是我们现实立法中一个可行的办法。
回到我们刚才的“放”与“限、禁”的问题的讨论中，主张有限度地燃放烟花爆竹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利益诉求，但是在“放”中，要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是人们的共识。《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在规定有限度地放开燃放烟花爆竹的同时，规定在易燃易爆危险场所、交通枢纽、党政机关驻地、军事要地、文物保护单位等重要的、危险性的、公众聚集重点场所周边，仍将设定为禁止燃放。此外，还对如何加强对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品种规格以及烟花爆竹的运输、销售等环节的管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草案这些规定符合民主的原则，也符合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但在反对“解禁”的约占50%的情形下，政府还无法权衡各个更为细小的群体的利益，无法判断在燃放烟花爆竹的问题上如何使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的情形下，为在更大程度上贯彻民主思想与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政府不妨放开一定的权限，让更细小的群体，如社区进行自决，是一条比较好的思路。
反对由社区自决燃放烟花爆竹的人认为，春节期间喜欢清静的就是只有少数人，他们的权利一样不能基于某种民主形式而被看似公正地剥夺。但是，当这种民主程序没有剥夺人的基本权利，符合了社会效用最大化，何来不正当性，难道少数人喜欢清静的权利就可以阻止多数人喜欢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利实现吗?
因此，关键不在于反对社区自决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利，而是在于更高的立法者（如果把社区自决也称之为立法的话）如人大（他们往往比社区有更多的理性和更全面的考虑）要从社会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给社区自决权预先设置若干限制，因为，在某一社区少数人的利益放在整个社会背景下，可能就是社会效用更大；或者就是在某一社区少数人的利益总体社会效用也要超过社区多数人的社会效用，但社区简单的多数人决定的民主原则无法保证这一点的实现。这些限制包括禁放的时间、地点、禁放的品种（包括社区禁放的时间、地点）等等，在有限制的自决权下，是否燃放，由社区通过民主程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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